在台北那个刚刚下过雨的暮春的早晨，我又碰见江妈妈。
空气潮潮的，我脚下的青石板路像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乳油，踏上去有微微的滑腻。
墙角花架上的紫藤萝安安静静的垂落，遮住了低过屋檐的光阴，江妈妈就站在花架，淡紫色的花瓣落满了她的肩头。
江伯伯最喜欢这样的天气。
他这些天好了许多。
昨天晚上替他推针的时候，他突然说，好像又到了吃青梅的季节。
可是台北买不到新鲜的青梅。
听老一辈说，他们还小的时候，街头旧摊贩总有些大陆的新鲜货色。像是金华的火腿，北平的酱肉，绍兴的黄酒，上海的醉蟹…….
1952年之后，好像渐渐地没有了。
很多东西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我从小长在台北，台北有梅干，有梅饼，甚至还有进口过来的西梅。我只是不懂，江伯伯为什么只是对青梅念念不忘。
大家都说，江伯伯是偶尔会有一点小孩子脾气的。昨天江伯伯一整天不肯吃东西，因为他弄坏了他的围巾，破了好大一个口子。
大家都劝江伯伯，再买一块新的就是了。可是江伯伯怎样也不肯。
人老了总会有一点小孩子脾气，家明也这样说。家明是江伯伯的干儿子，在台北国立大学念书。江伯伯和江妈妈没有小孩，对他像是亲生儿子一样。
可是我觉得江妈妈就没有脾气，她总是对人温温柔柔，客客气气，好像从来没有见她对人发过火，红过脸。
我曾经问过家明，是不是心里装满了甜的人，才会有那样的满足。
可是家明告诉我，心里有很多苦的人，只要一丝甜就会满足。那一年台北的雨水好像特别多，蝉声不响，暑气消歇。
花园饭店应时推上了时令的菜品。冰镇梅子汤盛在白瓷碗，一汪琥珀色。伸袖举碗咕嘟咕嘟喝尽了，碗底留下一层蜜色，像是白瓷上铺了一层薄釉和碗身青花碧落相映。
凉嗖嗖的川肠过肚破暑气。喝完了，在舌根甜腻之下隐隐品出一丝苦。
晚珍喝完了第二盏的时候，江夫人的声音终于打破了席间的沉默。
“两个孩子的婚事，就这么定了罢？”
如同打破了芝麻门，笑声夹杂着恭维冲出来，像是席间所有人，隐隐的，松了一口气。
十六岁的晚珍感到脸上微微发烫起来，她把脸低低的埋进碗碟间去，手里攥着一方绣了鸳鸯的帕子，被手心里的汗水濡湿，微软而韧。
屋外的雨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两边的亲友不断地催促他俩单独出去走走。
两个人就这么慢慢的走，走到红楼附近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渐的暗下来，街边小贩声调不一的叫卖声起伏错落，沿街二楼的竹窗里，管弦丝竹渐起，咿咿呀呀，接着飘出不知是南腔还是北调的哀婉唱词：
“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好一片断井颓垣。
“江先生，已经走很远了。”江寻川回过神来，才注意到晚珍，她一张素净的脸，在街灯映照下，显出一种宁静与温顺。
他忽然想起阿妈说，“那孩子看上去安安静静的，虽然没念过什么书，可是看上去比你们西南联大的女学生还有斯文的气质。”
江寻川见到她脚上穿的是一双半旧的玛丽珍鞋子，鞋底已经开始脱胶，但鞋面清洗的十分干净。
他沉默了一会，还是开口。
“何小姐，我阿妈病了，她说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看我成家。”
“何小姐，我知道你家庭状况不好，还有三个妹妹要养，嫁给我，你会过得轻松。”
“唯一不足的是，我没办法爱你。我的心五年前就给了别人，只剩下一个躯壳在台北。”
“所以这样，你也愿意嫁给我么？”
江寻川那条驼色围巾被夜晚冷风吹得猎猎作响，很久之后，他听见晚珍平静而温和的声音：
“江先生，我的鞋子坏了，可不可以劳驾你，送我回去？”
独夜无伴守灯下，清风对面吹。
收音机里，甜美的女声断断续续的哼着同样的旋律。
晚珍正坐在老藤椅上剪红“喜”字，她的手灵巧，剪出来的字秀气又登样，贴在墙上醒目。
隔壁美琴阿妈家的小孙子满月，特地送来了一篮子红鸡蛋，喜气洋洋的摆在桌上。
美琴阿妈总是夸晚珍人好，江先生是个有福气的。
那时候晚珍手里拿着新鲜的苹果，逗弄着襁褓里的小朋友。两团藕节一样小手臂兴奋的挥动不止，嘴里发出咯咯的清脆笑声。
“明年这时候，晚珍也该给大家送红鸡蛋了。江先生那样斯文，小娃也一定像江先生。”
晚珍的脸突然就红起来，素净的面庞上扫上了一层淡淡的绯红，像是初夏的蜜桃。她怯怯垂下脸去，露出一小段粉颈。
窗外的风微微有了一丝凉意，晚珍拢了拢身上披着的姜黄色阮烟罗衫子。放下了手里正在剪的喜字。
她抚上微微隆起的小腹，指尖酥酥麻麻的触感在心里泛出柔柔的涟漪，嘴角不由自主的牵出温柔的笑意。
隔壁的电话铃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响起来了，不一会儿，她听见菲佣急促的脚步声，带着三分小心翼翼，三分紧张，三分怜悯的目光落在她身上。
“太太，先生说今早友人来了书函，叫先生回昆明去了。说来不及陪太太过生日，叫太太保重身体，不用挂心。”
晚珍把头转过去，她眼里依稀有泪光闪动。
“转告先生，我一切都好，叫他勿挂心。”
桌上一小把新采的缅栀子散着幽幽的冷香。
晚珍恍惚记得，十年前台北的雨季也是这样长。晚珍站在西门町附近的街头，竹筐里背着一大兜新采的应季鲜卉，那时她十二岁。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江寻川，他把两块大洋塞进她手里，晚珍仍然记得他手心灼热的温度。
他比她高出半个身子，低下头来的那一刹那，晚珍甚至能看到他眼里细碎的微芒，“你的花我全买了，回去买双新鞋。”
晚珍这才后知后觉的注意到自己那双，破烂不堪，不知被哥哥姐姐穿了多少回，补了多少回的旧布鞋。
他身边的同学忍不住打趣，“这花，送给沈秋云？”
“谁说送给她？”他挑了挑眉，望向正在用彩带扎花的晚珍“不用包了，这些花，就当做我送给你”
其实江寻川一直不知道，这一天正是晚珍十二岁生日，他也不知道，那天他走后，晚珍用他给的两块大洋，买了一双玛丽珍鞋，一直穿到他们结婚的那天。江简川从码头走下船的时候，澎湖岛微咸的海风吹过他的脸，江简川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八月，原来一别已经有小半年。
他踏遍了昆明的大街小巷，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摊贩，没有找到沈秋云，那仿佛只是他梦里的白色山茶花。
也许是不适应昆明温暖潮湿的气候，他在那儿病了几个月。断断续续的，他也托人给台北寄出过几封信，可是到最后，落到晚珍手里的，只有一封遗书，那是他最绝望的时候写下的。
江简川后来才知道，收到那封遗书的时候晚珍刚刚没了孩子，拿到信之后，她顶着冷风跑了几个街口，央求着美琴妈妈的大儿子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她听。
眼泪一颗一颗掉在泛黄的信笺上，湮开墨迹。
美琴妈妈一手抱着刚长出三颗牙的家明，一手用袖子给她擦眼泪，柔声的劝着，“小月里不能哭，不能哭。”
江简川踏进家门的时候看见晚珍正倚在沙发上睡着，她的面色苍白到几乎透明，唇上没什么血色，远远看去就像一件易碎的白瓷与半年前那个煮了猪脚面线，柔声唤他来吃的安安静静的女子判若两人。
晚珍睡得很浅，在大衣落到她身上的瞬间就惊醒的睁开了眼睛。在看清楚了来人面容的时候，她才小心翼翼的试探着叫了一声“简川？”
江简川将晚珍大力的揽入怀中。
“对不住。”他说，空气很安静。他喃喃自语，像是抓住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我上船的时候昆明的青梅正上市，老人说你这时候大约爱吃这个，我带了些给你。”
他慢慢垂下头去。
“可是来不及。”
他感到晚珍的身子在他怀中瑟瑟颤抖极力抑制住的哭腔，如暴风雨中摇曳的一树梨花，纤弱易碎。
江简川感到她滚烫的泪水顺着他的衣领滑落下去，滴在他的肌肤上，一直灼痛到心里去。
那是江简川第一次抱她。
台北的日子总是那么安静，让人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美琴妈妈妈妈老了，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像是一只风干了的橘子，五年前她的儿子儿媳意外出事，留下了他和小孙子。美琴妈妈的眼底有深深的疲倦，可是望向晚珍的笑容还是亲切，温暖。
“你还是当年的样子，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似的。”
“人总是会老的。”晚珍抿一口茶。
可是江简川他不老，岁月好像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他在台北国立大学教书，讲古典文学课。
他的书房窗外是一树一树盛放紫藤萝花，阳光下像是淡紫色的瀑布流泻下来。他靠在窗边读书，身上落满了溶金一样的光。
晚珍唇角漾开一丝微笑。
她转头笑吟吟的去看正在书房里玩飞机模型的沈家明。家明今年十一岁，过了夏天，他就要从新制小学毕业了。
“江妈，这是什么？”孩子的脚步声又急又兴奋，像是找到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把手里的黄色信封和一张船票，恭恭敬敬递给晚珍。
“是从江爸的书柜里掉出来的。”
晚珍愣了一下。
她想起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也许是秋天。天气渐渐的凉了，她就坐在窗口给江简川织围巾，毛线团一寸一寸的变小，变成晚珍手里长长的柔软的布料。
江简川是个长情的人，的那条旧围巾带了很多年，已经不知洗了多少遍，失去了柔软与弹性，边角处磨出了细小的洞。
晚珍在清理杂物的时候，顺手丢进了家里的杂物箱。可是新的围巾还没有打好，江简川就来了。
他说。“你凭什么随意处置我的东西？”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有冷淡而疏离的恨意。
好像梦一样，人生在世如春梦。
梦总会醒。
沈家明默默捡起那张船票，他看到晚珍转过脸去的时候眼睛里有亮闪闪的光。
“大概是江爸同事写来的问候信。”很久之后，家明听见晚珍叹息一样的声音。我帮江伯在早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可是已经过了三天，江伯要找的人还没到。
医生说江伯的病也许撑不过三个月了。也许江伯自己也是知道的。
我隐隐的明白这个人在江伯心里的分量。江伯总是喃喃自语的念着，
“那时候我们在西南联大，正是吃青梅的季节…….”
江伯所有的少年时光，那个人的记忆，隔着一道远远地海峡。
好像岁月只剩下一条磨得千疮百孔的旧围巾。
回不去了。
那个早晨我从报刊亭取回新的报纸，就碰见江妈妈。她就站在花架，淡紫色的花瓣落满了她的肩头。
我心里突然腾升起一种巨大的罪恶感，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是把报纸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尽力微笑。
病房里好安静，空气中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
江妈妈替江伯伯带上那条旧围巾，我看到她的手也在微微的颤抖。围巾虽然很旧，但是被洗的很柔软，很服帖，原本的裂口处被细密的针脚填满。江妈妈的手一直都很巧。
江妈妈把手心里的东西神神秘秘的塞进江伯伯手里，他摊开手掌，赫然是一捧新鲜的沾着露水的青梅。
她笑容灿然，如纯真无邪的孩童。
江伯伯的目光却落到她的脚上。
“鞋怎么破了？”
“大概穿的久了。”
江伯伯微微蹙眉，最后呓语一般的嘟囔了一句“我死了以后，你要怎么办。”这句话很轻很轻，但江妈妈还是听见了，我看见她不动声色的抹去眼角的泪水，依旧笑脸迎人。
“医生说了，你没什么大病，只要按时休息，按时吃饭…….”江妈妈声音轻柔而温软，手里浓稠的药汁散发出清苦的气息。
江伯伯难得很乖顺的，一口一口的喝药。
她永远都那么耐心，像是哄小孩一样，哄江伯伯把药喝下去。可是江伯不知道，在他住进医院的第一个晚上，我听见江妈妈在走廊里打电话，我听到她压抑着的低声啜泣。
电话不合时宜的响起来，我落荒而逃。
回来的时候江妈妈已经离开了，江伯伯一个人靠在床边，正写着什么，他的手因为常年病弱，而微微颤抖，写好以后，他把这张纸郑重的交给我。
我才发现这是一份遗嘱，江伯伯把自己的房子，车子，以及家乡的田产，所有的家当都留给了江妈妈。
可是我踌躇着，最终还是问出口“江伯，你要找的人，找到了.要…..见她一面吗？”
我看见江伯的眼睛像是突然被点亮了，一瞬又归于沉寂，像一片静默的夜空，深不见底。
很久之后我听到他低不可闻的叹息，
“不见了。”
他把脸转向窗外，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看到紫藤花架下江妈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