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接到段月泉的电报，知道暴动以后的农军没有解散，这事是存在的。他是总部的副秘书长，知道总部发过通知，取消他们的红党资格，其实是保护他们。但是已经举行的暴动，确实是违反法律的；农协会与仕绅结仇很深。
这些暴动是在总部下发停止暴动之前进行的。总部是要负责解决的。尤其是现在湘赣边区还有几只不小的游击队，是平江暴动之后上山的队伍。
现在湖南省独立五师还在清剿这些游击队，该师1团长彭得华还曾经请示如何对待这些同党。当时少奇回答的是，让他们分散下山，隐蔽转移到赣南。
陈赓认为少奇这只是把问题推后了。但也无原则错误。只是保留了历史的秘密，而不是新增了秘密工作。伍豪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伍豪还抱着希望能够跟国民党争一下未来的执政党地位，所以很在意公开化。伍豪认为秘密工作损害不是对手，而是自己党的原则。慢慢会侵蚀党的健康新思维。因为人性中总是倾向秘密地做些事情。但这种做法对于公务来说，无论是形式上秘密，还是本质上秘密，都是有害这个组织的。
陈赓赞同伍豪的原则。如果你只是形式上不公开，这件事本质上你可以公开给任何人；就是说本来可以公开的东西，你忘了，或者本能的不公开，即使是好事，也让人怀疑你的出发点。
他会说你完全有可能做坏事，只是现在没有找到，或者还没有做。你还怎么抨击国民党？
至于实质上的有不敢公开的秘密，就更不应该了。那就是怕惩罚，或者用秘密方式去谋取团体利益。
陈赓决定独立处理这件事情。他让彭雪枫带着三期同学回来，详细汇报这些年的生活情况。
陈赓见到这个三期学弟，他叫周邦彩，26岁，1902年出生于唐河县。1919年从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4年夏考取南京东南大学，同年12月考入黄铺军校第三期，周逸群发展的下线。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时候归属贺龙和周逸群的20军第三师。清共之后，南昌起义之前，已经在唐河县和桐柏山发展了游击队。他是中间接到命令，抽空去参加了一次南昌起义罢了，桐柏才是他的根据地。
周邦彩在土匪杆子里也是参谋长，生活的还不错。他说：“他们本来也想投奔贺龙，但土匪们不愿意。他还是想控制住土匪，不让他们祸害家乡。所以一直没有去找出路，不是他们不服从党的政策。”
陈赓说：“现在的党，就是一个工人党，党员进出党很随便。因为都是公开的政策，所以也不怕叛变了。你不用在意党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你以前执行党的政策，违法的事。这个你能做到什么地步？”
周邦彩一听这话，明白陈赓这是要问自己敢不敢自己担起来。不禁踌躇起来，这涉及到的人不是自己一个，整个农民暴动当时涉及到几百人。
陈赓继续说：“继续秘密工作，党就是自打耳光了，所以有些继续采取秘密方式，是给予历史问题一个时间。但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们只能秘密身份做普通工作，实际上就是通缉犯，不便与参加公开的事业。
现在南昌起义责任还在叶挺一个人担着。他在南洋还混的不错，就是不特赦不能回来。其他人国民政府也不理了。毕竟这件事情是国民党先动手的，针对的苏式的暴动主义。我们也只是还击。对错各自都有。”
陈赓接着说：“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党总得承认，还在秘密工作，虽然是保持以前的秘密。尤其是秘密保护违法的人。迟早要被攻击。”
周邦彩说：“按照国民政府的法律，杀人肯定是偿命的。”
陈赓说，这个还是阶级问题。或者说是主义问题。虽然我们不搞暴力斗争了，但阶级还是存在的，斗争也是存在的。只是离了一个资产阶级，就没有我们无产阶级了。所以暂时两个阶级都还要发展。”
陈赓把话题拉回来，“但你们只是直接按照命令做的，钱财也都给予了民众，与土匪杀人完全不同。所以，是否适用一般法律，我也不知道。”
彭雪枫也是学习过法律，虽然只是北京汇文的中学，但那就是大学预科，常识课绝对是有的。他说，似乎是可以谈判，只要你不用民国法律，我们是可以自首的。否则我就不自首，大家继续对着干。
彭雪枫明显带有汇文中学的自由主义色彩，他后世牺牲的早啊，也是一种福气。陈赓让彭雪枫带着周邦彩去休息。
陈赓叫来了前内乡民团司令别廷芳。
别廷芳被关禁闭的转天，陈赓就放他出来谈话。说他毕竟只是不服从军事命令，但毕竟没有造成事实军事冲突，所以也不算犯罪。因为是民团，非战时也不太适用军法。所以，你如果表态不再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他就可以出去了。
别廷芳正是年轻气盛，做英雄是做不成了，自然失望至极。他很生气的，大骂军阀不已。
当时他还是镇定下来了，就说：“陈军团长，我明白你们的意思，就是不能拿着枪杆子逼着别人搞发展。这个我倒是想通了。但是下一步我自己也说不好怎么做，不能承诺什么。”
陈赓推荐他看看书，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大家都是普通人，没有谁更英雄。这个时候你只能从普通的渠道，非特权渠道，完善自己，做个平民慈善家也很英雄，只是自己不能追求这个英雄，只能追求慈善本身。
你最好还是在我的军团部呆几天，平时学习。我还有事请需要你做个顾问。
别廷芳就在陈赓这里住下来。让彭禹廷给他几本书，他自己阅读起来。他读过多年的私塾，也是小地主出身。这点跟陈赓的出身差不多，两个人越聊越近乎。毕竟都是有雄心大志的人，现在只能从我做起了。
现在，两个人讨论红党以前暴动人员的处理问题。别廷芳的民团没有少杀农民协会领头人，所以他很是仇恨周邦彩这帮人。这种仇恨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你是财主，或者是中农之家。面临那么多人的群攻，是十分的无助和恐惧的。你还不知道他们的底线。别廷芳本来在内乡城住着，他接触的都是谦谦君子，或者看到的都是商贩学生。这些先生女士等等在维护和享受着县城的秩序。
别廷芳就是想保护大家这个秩序，突然来了一帮子长工、民工，把你控制起来，宣布你有罪，然后随意处置你的一切。除了恐惧，你就会感到滑稽，不服啊；你的财产和女眷，突然随人家的意愿处理啊，还有比这荒唐的么。
这帮领头人家境都不错，教育都很好，却不干正事，怂恿底层刁民来弄自己这些正经人，让他十分不解。
你要是为了穷人，学学基督教那些人也不错，虽然不认祖宗了，但也不害祖宗啊。
陈赓听了他的叙述，解释了他们也是为了世界大同，跟别廷芳的手法差不多。
别廷芳大跳起来，说：“我从来没有说没收别人的东西和财产，跟我的自治政策，那能一样么？我是强力，但让大家都秩序；他们却是强力要大家打破这秩序。”
陈赓无奈，说：“虽然路线不一样，但终点都是让穷人得到照顾。这一点，这些人没有说假话，办假事，况且他们也是执行政策，不是首创的人。”
别廷芳倒是同意这些人不贪财。但他说那些农民可不是，就是被财产吸引来的。而且这些党人就是靠过好日子目标，吸引的刁民。所以怂恿农民的罪名是跑不了的。
陈赓看说不通，也就急了。他说：“怂恿也叫宣传，谁搞革命不凭着宣传。你不要老盯着过程，要看他们的目标，终点。”
别廷芳不在意陈赓的态度，冷笑道：“终点？他们的终点，还不如我的靠谱。我只不过让大家都遵守秩序发展；他们那是全破坏完事了，再说发展，会不会还两说着。我靠不住，他们就更靠不住。”
陈赓看看还是能够说在一起，“我们就看大家都不靠谱的目标上，互相理解吧。让他们承认自己所做的事，不要隐瞒。公家出面祭奠所有丧失生命的人。死去的“刁民”和地主资本家、官僚们。不管有罪无罪，人死为大，社会和解。”
陈赓继续说：“我要求你带头，先搞一个特赦法案，只是在四县自治范围内，双方和解，不再追究，毕竟农民协会死的人还要多些。
对土匪们，则只要认罪，也可以免除死罪，用监督做工，半年以上，来偿还他们的罪行。”
别廷芳说：“虽然我不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但是社会先和解，还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互相杀害，真是没有个完。他们只要放弃武装推翻自治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参加那些对应自己业务的利益团体，来实现改善民众生活的目的。”
陈赓交代他赶紧与彭禹廷去搞一个合乎法律的条款出来，只要承诺不再武装推翻政府，只是合法宣传自己的主张，就可以赦免死去的，和活着的左派人士。
陈赓知道彭禹廷是个通佛、儒和道的大家，不认同路线，但肯定愿意赦免。他还是彭雪枫的本家叔叔。
陈赓让彭雪枫牵线，大家坐下来谈谈条件。他认为这些暴动造反人士，可以做半年左右的监禁或者劳工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毕竟现在不是给党员下命令的时期了，看他们自己的意愿吧。他们完全可以从山上跑出去，不回这个自治区域就行了。
周邦彩拿着谈好的条件，回到山上。果然，几个黄埔生都不愿意承认错误，他们要去投贺龙，毕竟贺龙曾经是他们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他们对陈赓这个大师兄好一顿埋怨。
有几个教师，是党内文职官员，主要是农协的头头。他们愿意继续参与家乡建设，他们还要继续帮助这些农民争取权益。只是认个错误，还只是认暴动的错误，不是认反对剥削的错误。
这些文职自然答应，有红军在，也不怕他们说话不算数。从现在党的政策看，要财主的命，确实过分了。只交出土地就完全可以了。继续要人家的财务，都说不出去理由；更别提人家的女眷和生命了。但说是苏联就是这么搞的，他们这些农协头头也没有拦着农民们乱来。
这些黄埔系就是天之骄子啊，错了的也不肯认错，就很不好。
周邦彩告诉这些黄埔师弟，你们就直接去找丁洋，然后去赣州红军总部找张治中教育长。就是贺龙总指挥收拢的军官，也都得回总部接受训练。
后来确实实现了和解。这些文官们为家乡这些受害后致死了的乡绅做了鞠躬，不对活着的认错；别廷芳也给那些农协头头修了墓。请境内的高僧们组团，给近几年枉死的人们，包括土匪、灾荒、战争、暴动等事件中死难的人做了7天的大道场。参加人数几十万人次，人心大定。
基督教也发动信徒，为死去的人们持蜡烛守夜，唱圣歌，参加的人们也有几万了。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人的灵魂都得到了安息。基督徒们也在人群间显示了自己力量。
这又让士绅们侧目。死去的人得到了安息，但为以后宗教争斗留下了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