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
蒋廷黻也听出了兴趣。这些东西他听当事人讲起来很是解渴，尤其是作为近代史学家。
强霖带着左娜出去看文件，有一份是教育部刘哲总长的参议会成立的会议通知。强霖觉得他们进步还是蛮快的。
蒋廷黻几人在这里面谈着闲话。
张恺荫补充说四大以前的党员脱党的过程：“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党内纯洁的过程，是自动的纯洁。主要还是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斗争。北伐前夕陈独秀先生在广州与一个很大的无政府组织斗，领头的是世界语者区声白，五四时期也是北大的；陈独秀和区声白两个人从北方，一直斗到南方；毛润之在湖南与新民学会内部的萧子升帮派斗争。”
蒋廷黻问：“李汉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就被杀了呢？”
张崧年说：“理论研究比较深的是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玄庐），还有本来就没有怎么参与的戴季陶、周佛海等等，但后期都分道扬镳了。就是理想和策略的分歧。陈独秀是独裁，张泰来是唯苏是从。与无政府主义不搭界”
张恺荫补充说：“李汉俊离开的比较早，因为陈独秀南下广州以后，上海的中央总书记由李汉俊代理，两个人通信联络，因为他要采用分散式的联谊制度，不被陈独秀和主流接受，自己辞职了。”
“李达接手代理总书记，是被我赶跑的。后来陈望道接手上海大区的总书记，估计也是不愿意做一个受权威管束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辞职走人了。毛润之是陈独秀的秘书，从广州被派去插手上海大区，还想请回这几个人，实在是妄想。”
张崧年说：“我是在广州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觉得蒋中正耍权威主义，自然是要走的。后来没有服从组织委派，也淡出了。1925年的四大，我就是去玩玩的，是刘清扬要去，结果大家都与我吵。因为他们早在三大就决定参加国民党，我在四大才去反对。自然没有人支持我，支持我的人早都走了。”
蒋廷黻说：“伍豪、朱德他们呢，不都是你的下线么？”
张恺荫嗤鼻说道：“伍豪那个人，与申府兄的潇洒可是差多了。申府兄是只折不弯，伍豪是只弯不折。一个是进士家庭的士大夫性格，一个是书吏家庭的师爷性格。走不到一起的。朱德还到不了党内这个层次，给朱培德培训军官呢。”
张崧年认同说：“是的。伍豪说他赞同我的观点，后来转变了。但劝我不要走，至少要守纪律。我想不出为什么要守纪律。守纪律是什么逻辑，从何说起？不在组织不用守纪律。因为在组织才守纪律，但我不能因为守纪律，而留在组织。伍豪就是这么不顾逻辑地做事，其实我也知道他是利益现在判断，然后据此进行逻辑分析。士大夫们都是靠他们的谋略才能在官场长存。真理是不要问他的，他不知道有这回事，或者说他把白痴与真理追求，看得差不多。我告诉他，这不是我要的生活，就自己走了。”
张恺荫接着说：“陈望道是最早翻译《**宣言》的人，大家都很赞同他的勤奋。不过印刷的时候，排版错成了《共-党产宣言》，第一批都成了我们内部的免费用书。所以这是第一版的明证。如果拿出正确的排版，肯定不是第一版的。”
袁三大笑说：“哈哈，真是太有意思了。你们是去国民党，与他们共-党产么？”大家对她这么幼稚不感兴趣，只有比尔李安慰她，先听着。
张恺荫接着说：“李汉俊、陈望道都是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都是陈独秀的师弟们，显然大师兄并没有按照师父的无政府主义走，所以都离开这个大师兄了。李汉俊一度想自己单干，成立**自由党，就是不结盟的意思。但是他是国民党左派，参与领导工农运动。但是武汉撤退他还不跑，谭平山还知道跟着大部队。当时阳新县的商会会长烧死了7个农运所学员，就是阳新惨案。他去了抓住凶手，革命法庭审判，杀了15个人其中，传说他亲手枪毙了2个。
“湖北军阀胡宗铎抓住他，他以为凭他的地位不会被杀。但不到一天，就枪毙了，也来不及救了。哎，一大就是在他住的房子里面开的。7年了，一大开会时候，有个14岁女孩，现在也该21岁了，15岁就跟着他，小妻子。”
“李汉俊会四国外语，与陈公博的才能不相上下，比陈公博刻苦，真的很令人可惜啊。”
蒋廷黻说：“可惜了，估计是手头上有人命吧。胡宗铎这个人在湖北杀了700人多人。武汉是红党的基地，向警予和夏明翰也是后来才放的，估计向警予嘴头狠，但没有直接杀人。这些人和李达都是我们湖南人，才能比不上湖北李汉俊，他们能够比得上长沙柳直荀就不错了。”
张恺荫说：“是的。李达这个人就是你们湖南骡子脾气，留学日本还染上了日本武士道，对我这个江西老表说话像钢铁一样硬。二大的时候跟我争吵，叫我在背后说了几句坏话，陈独秀先生就让他先在中央学习。结果他带着老婆找老毛的野鸡大学湖南自修大学去当教务长了。后来到了湖南大学教哲学。可惜他的太太真是一个好女孩，干脆利索又柔和的江浙女子。一大可是帮了我们不少忙。二李负责筹备，李达的太太王会悟就负责找房子，听说还给周佛海介绍了杨女士做女朋友，这个杨女士也去过会场。大概有四对夫妻，陈公博夫妇，李达夫妇，周佛海夫妇，还有李汉俊夫妇。”
这里只有张恺荫参加过一大，大家又问了其他几个人的情况。张恺荫说：“大致外地的人都住在徐宗汉女士的博文女中，我和陈公博夫妇，周佛海夫妇，马林和维经斯基等人都是自己租房子。我去过几次，还有路过上海的邓中夏等人也住过，包会僧说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用了20多天，山东王尽美和邓恩明住在一起，毛润之自己住，听说因为是打呼噜和个子太高。开会就在旁边的李汉俊的住处，是他哥哥的房子。那个14岁的女孩，当时不明白世事，是她领养的，后来是他的续房了。”
张恺荫叨叨说：”我还吵过何叔衡，一大时候被我给赶出会场了，他一点都不清楚马克思的基本道理，还愿意吵。真不知道这帮湖南人怎么选的。我这个人也是一个士大夫出身，有些太挑剔了，容易搞纯洁运动。这次在江西，也与许继慎这个小军阀吵了一通。”
“我那时候意气风发，看不起不知道革命道理，只是知道充数的人。那几个顾问，都没有去船上，我说了算。”
袁三不愿意听这些，叉开话题说：“你们的平权运动，怎么会弄出来两个革命党呢，后来又杀来杀去的。”
张崧年叹道：“后期的变化让我也目瞪口呆。国民党自然能够识破共-党产的谋略，最后是一场相互屠杀，上演了法国大革命不同派别的相互屠杀。国民党是吸取了巴黎大革命教训的，先动手为强了。”
张崧年对袁三补充说：“法国大革命的女权分子，都是上断头台的。比如奥林拍-古杰在1789年提出了《女权宣言》，和《人权宣言》相抗衡。她在宣言中要求废除一切男性特权，但不久她也被送上断头台。”
张崧年继续悲叹道：“黨啊，都是黨闹得。太黑了。君子不要黨，要拍拖（party），聚会讨论人生道路而已。无政府的社会主义，都是没有权威的，类似的有‘后巴黎公社’的宴会运动，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看不出谁是领导。中国蒙古的圆桌会盟，他们叫‘独贵龙’运动就很好。““巴黎大革命的革命者互相轮流上断头台，竟然有很多女权革命者啊。最后统计死于革命审判的有7万多人。”
蒋廷黻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他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总结的很好，说是文学哲学家在法国太发达了。包括相互斗嘴的伏尔泰和卢梭，都被封为革命的指路人。这两个对头的棺木，竟然都被供在圣殿。法国的哲学家，包括普鲁东，孟德鸠思等，太容易引导工人和手工业者才慷慨赴死。他们太急了，把千年的制度，用一年就革命完成了。”
张崧年也很是赞同。他说：“还有一些各地流亡的革命者的推波助澜。马克思在总结上个世纪的后巴黎公社革命时候说，把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在强硬一些。凡尔赛资产阶级专政就比较硬朗。其实，我认为后巴黎公社吸取了前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训，尽量采用苏维埃（委员会）协商制度。最后他们死战不退，也是光荣的。而不是搞内部清洗的专政。专政，这根本就不是无政府主义，是另一种权威而已。悖论啊。大钊先生是庶民出身，与共产国际走的很近。陈独秀先生还是比较学者**气质，士大夫出身嘛！共产-国际只是利用他的名气，怕他另行组党。”
袁三插话说：“不穿套裤”的普罗阶级（无产阶级），很难保持清醒，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蒋廷黻说：“是的。第一次巴黎大革命，不穿套裤的普罗阶级，他们先杀了1000多资产阶级有声望的绅士，怕他们造反。看不出他们的上帝在哪里。”
袁三问到：“中国能够借鉴巴黎大革命么？”
蒋廷黻说：“中国的辛亥革命已经是大革命了，建立的就是苏维埃（委员会）。后来在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蒋中正不肯往前走了。开始法国大革命一样的战友屠杀。现在还在进行这种清洗。”
袁三问到：“那法国共和了，我们未来怎么办？”
强霖进来了，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说是要马上去吃工作餐。然后参加华北议会成立的大会。强霖说：“我们晚上去吃荷兰大餐，在讨论一些问题，再给你们引荐一些红军的人。”
袁三问道：“怎么才通知我们，真的是看我们不起么？”
强霖说：“你的级别不够，我是因为大元帅府和军方的人，人家不愿意让我们参乎。这是给我们一个面子。”
袁三气呼呼的出门。蒋廷黻和二张，自然是感兴趣。因为议会议员们的事迹，真的是让人民无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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