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之没有进一步的问题。其他记者开始发问：“您的意思你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的么？”
强霖说：“国家安全不是目的。国家安全首先是民众的安全，是每个人的安全，这是国家安全的目的。我不希望你们理解错误。这是一个常识。”
又一个记者问：“你是说，你负责每一个人的安全么？那么杨虎城将军的安全，你也是考虑的了。但是他们却死了。”
强霖说：“所以，我不承认我没有考虑他们的安全。我是考虑他们的安全的，并直接告诉他，没有智慧坐上位，是很危险的。真正让他失去生命的，是他自己。他的无限制的权力，让他能够引起兵变。”
强霖继续说：“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我是不会杀他的，他就会有赎罪的机会。我们现在红军军官，个人是不能引起兵变的，所以他们是安全的。有错误可以安全地辞职。但有些其他军官，还在追求自己的私兵权力，他们应该引起警惕。我是不会考虑一个能够引起兵变的军官的违令的。尤其是大战在即。”
胡正之说：“您是否愿意接受调查。我是说，在您公布的整个过程中，保证是真实的，不怕调查的。”
强霖说：“当然，过程很短。您可以公布出去，我可以接受任何调查。”
胡正之说：“您是否愿意辞职呢，如果是这里面有您的责任的话。”
强霖说：“当然。我如果做不到保证每个人的安全的话，或者我判断错误造成一个人的生命丧失的话。”
胡正之对强霖的接受采访，很是感谢。强霖则感谢大家对自己的采访，希望他们在战时，要根据事实进行报道，不要捕风捉影，懈怠民心。
记者们对强霖的强势有些不满。但胡正之说：“是的。我们记者的笔，也能引起兵变。强先生说的是对的，我们会注意根据事实的报道。”
强霖仍然严肃地说：“总是有人不听劝告。悲哀的是，你们的笔，目前还是能够引起兵变的。所以，对于记者的误导，我是要追究责任的。也就是扰乱军心。”
强霖结束这个案子，就去会见美军中校团参谋长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这年45岁了，还是中校，令他很不满意。他说：“克莱尔，你这个小朋友，竟然能够决定一个军事高官的命运，让我真是感叹啊。”
强霖不满意了。“约瑟夫，你太过分了。我要叫你老朋友么？”
史迪威说：“不，不。你不能这么说。小，还可以长大；老，就只有见上帝了。”
端纳也跟着过来了。因为他很关注中国北方的局势，至少他要把握住中国的走向。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要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料。
53岁的端纳说：“我跟着约瑟夫过来，也顺路了解一下局势。看看你们的下一步打算。”
强霖说：“好的。我不会隐瞒什么的。您可以随时了解各种信息。我先说一下杨忠先生的违令被杀的问题。”
端纳说：“我比较清楚中国这些事情。就是‘刑不上大夫’，军阀们的互相讨伐叛乱，从来不会得到追究。所以，你不用解释什么。”
强霖笑道：“是的。您曾经熟悉袁大总统，他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端纳说：“我的同乡莫理循博士是袁总统的顾问，他评价袁总统很是恰如其分。其实袁大总统是一个哲学家，他知道这个国家的所有问题，比如他问莫理循博士，中国的女仆总是把自己家里的尘土倾倒在大街上，在这样一个国家，怎么实现民主。但是，他一定要搞帝制，还是过分了。中国有个说法，说他不知道中国人反对他当皇帝，这是错的。”
端纳继续说：“因为莫理循博士曾经告诉过袁总统，他特意去各省去访问了，没有见到一个人赞同帝制，并说袁总统胁迫督军省长发电赞同帝制是很不好的，是中国的耻辱。显然，袁总统的做法，是很不绅士的，你不能让另一个绅士违心恭维你。”
强霖说：“莫理循博士是一个绅士，你的澳大利亚苏格兰同胞是好样的。我会在合适的时间，恢复他的故居和图书馆。”
强霖知道莫理循博士，这个袁大总统的顾问，给了他的同乡，那时候还是记者的端纳，一份中日二十一条的副本。
端纳有些激动，说：“莫理循在天堂里面，会很感谢你的。可惜他的莫理循东方文库被日本人买去了。”
强霖并不在意地说：“没有关系，我们的故宫文库，都转移到美国了。这些本来都是世界的瑰宝，哪里安全就放在那里好了。至少还可以查找。”
端纳无言评论这件事，就转回原来的话题：“显然袁总统也是士不上大夫的，但他还是讨厌刺客，恐怖活动。尤其恨土匪。他喜欢秩序，但也尊敬反抗。所以袁总统是一个很好的哲学家，最好的统治者。正如他的顾问莫理循说，皇帝这个更高的追求，把他自己拖进了深渊，也把他的国家拖累了。”
端纳虽然有些感概历史，但也不罗嗦。他说：“袁总统显然不喜欢杨忠这种人，但是还是要劝降的。就是他要造反，也先随他。他最后还是要劝和的。你看，蔡锷造反，袁先生没有半路截杀他。”
强霖知道这是说他不该在杨忠没有造反以前就下令开火。但强霖也没有说什么，这种事情就是一个心理活动的自由裁量。军法无情，违令，并事实去造反，这就够了。士大夫这套理论，本身就是自己找后路。怕得罪人，得罪和自己同类型的人，也为自己造反不成找条后路。
强霖说：“这是士大夫们的游戏。士大夫们总是造反，但士大夫们又都互相赦免。这样才造成中国的士兵大量死亡和无数的流民。中国的政治文明，在于造就一批规矩的士大夫，文明的士大夫。而不是底层的农民，转眼就变成了士大夫。没有现代文明思想的士大夫，是中国真正的乱源。”
端纳说：“是的。从军令来讲，你的行为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避免了更多的伤亡和军队的溃散，从而影响要进行的战役。法律上是可以说通的。军队法律比地方的，要有一定的优先权。你的判断肯定是准确的，这个可以通过后期的研究也可以来补充说明。”
陪同史迪威来的还有徐永昌、王庚，两个人没有参与这个话题。史迪威则要了解一些强霖的思想，也愿意听听他们的探讨。
史迪威说：“强，你怎么做，我认为都是合适的。这是你的权限范围。在紧张的情况下，自然军法要严格一些，制止更坏的事情发生。”
强霖说：“是的。这种自由度量的标准，还是思考的独立性和绅士作风。这也是我找你来的原因。我想让你办一所高级军事学院，培养团级到军级别的战役指挥官。”
史迪威说：“不，我只能培养团以下的指挥官。我现在是步兵十五团的参谋长，怎么能培养团以上的军官？”
强霖困惑地说：“你的年龄是可以当军长了。但怎么才能找到办师长军长学校的人们呢？估计那些人都退休了。”
史迪威说：“也不是不可以当这个校长，但我要找一个退役的将军来帮我做教务长。你看徐将军是中国陆军大学培养的军长，他应该知道学校的内容。”
王庚说：“徐司令在学校学的就是堡垒构筑等，还不能称其为军长学校。因为陆大的学生毕业后也是从参谋和营长做起。”
史迪威说：“这个我清楚。实际上军长的培养，要有很多的培训，我放弃了一次师长级别要求的培训。因为培训完了，没有职位，还耽误我现在的铨叙军衔。”
徐永昌说：“陆大里面是有团以上规模的战役课程的。但是大家只是知道而已。因为回来后都是干营长，所以我们更注重战术。如果是专门为团长们的晋升培训，那就自然集中在大规模战役的研究。”
强霖说：“那就这样办。还是叫烟台军事学院，招收团长、营长进行培训。不过，史迪威中校，我为什么找你来办？”
史迪威耸耸肩说：“你的自由心证，我是不猜的。我是现役中校，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旅的部队，职务军衔是准将。”
强霖说：“没有问题，你的基本部队是一个混成旅，你来兼职旅长好了。注意我的体会是，带着殖民地军队打仗的部队，都没有出色的战绩。所以，你要尽力把他打造成你的母语部队。那时候军衔可以晋升为中将，也可以直接指挥你自己培养的军队。”
史迪威没有琢磨明白这句话。后世他与蒋的纠纷就在这里，史迪威不知中国兵，中国兵不愿接受外国军官。最后在印度亲自训练的部队，才得以指挥。
徐永昌也提出一些要求，但是如何协调几所军校的关系，强霖遇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