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5章努力的周刊
丁文江继续说思想和思想者的故事。水凌、田氏兄妹和黄汲清等丁门学生也在认真听。
丁文江说：“中国人总结的经验都是不愿意用科学太多，而是用类似宗教的态度。以为是上天或者上帝帮助他的好运，其实上天上帝也是帮助自助之人。你仔细推敲，你的好运也是有蛛丝马迹的，或者你行善，自然会引起众人的善意，这是人性的科学。”
强邻说：“你认为中国人缺少这种科学精神么？”
丁文江说：“是的。正是缺少这种科学精神，才让我们比较敷衍塞责，用我的前辈的詹天佑的话说：中国人就是应付过去。他是给老佛爷修铁路的，我是给军阀管理上海的大总管，现在给李德邻新军阀勘察矿产，但是这都不是应付能行的。”
强邻说：“詹天佑是最早的体会者了，他是早期留学的幼童。”
丁文江说：“是啊！可以想想这帮幼童有多难。拖着辫子适应美国，回国后再适应中国！听说有几个很早就死了。”
强邻问：“你说的是基本的理性思维，这是很重要的的。外面传说你的反对玄学和中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么？”
丁文江说：“中医理论也实证，中药也要实证。但是千百年来他们停滞了！但你们研究和制作方法就很好，我只是信人，不是针对中药！”
强邻说：“就是因为这个，你不请中医看病么？”
丁文江作为一个野外科学家，但装束也很得体。他修的很是严整的头发，一丝不苟的上翘的欧洲式样胡须。
这时候，他用西装手绢擦擦手上的水渍，说道：“我无法确认他们是否按照你们的做事规矩整理过医学思路；但是西医是有明确的科学规范的。你信哪个？”
强邻琢磨一下说：“嗯，你的意思是，即使你的中医的理论是无法证明的，但是你的经验是科学验证的，或者是有科学规范的，也是可以的。”
丁文江说：“当然。科学实验是有重现性质的，但中医却是不肯公示出自己看病的心路历程。你碰巧治好一个，但你说不清道不明的，你怎么知道我就是你治好的下一个，而不是你治死的下一个。”
强邻说：“你的思想应该是有地方去宣讲的，怎么只是在野外呢？”
丁文江说：“错了。我的思想不是要讲，是用科学精神去做事。我也去讲课了，那可能就没有一个范式了。岂不更加可悲。”
强邻说：“还好。那些文人都去北方做事去了。”
丁文江说：“张恺荫的教育部追究公费生还是正确的。”
强邻：“可能要晚些才能看到效果。”
丁文江说：“但是可悲的是，他们可能把自己的实际成果当成了做奴隶的证据。”
强邻无奈地说：“人们总结经验怎么就这么歪曲呢？写历史是歪曲的，总结自己的经验也是歪曲的么？”
丁文江说：“当然。对历史，对自己，都是一回事。这就是人生观的问题。我写自己的体会肯定是归因于科学的功劳；换一个人写历史，则可能说明我丁文江是被革命遗弃的，才到了荒郊野外考察。”
大家无法再接下去，只能听着丁文江继续说下去，这个场面他只能是自己说了。
果然，丁文江说：“这是普遍的文化心态。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但是他们是站着说话，我是在做。民国初期，我们庚子赔款的早期学生都已经回国了，形成了学界，或者叫文化界的新潮。这个学界的分裂，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彻底地分裂了。”
强邻很少关心大陆的思想界历史事件，不怎么入脑。他问：“我比较关心的科学派别。”
丁文江说：“我和胡适勉强算提倡科学的，但是后来政治观点分歧了。他提倡理性启蒙而不参政；我提倡军阀也有好人而辅助他们，参加各项有利科学的事业。”
强邻说：“究竟分为几种观点呢？”
丁文江说：“个人习惯，思想观点，政治立场，官员和在野，混杂在一起，难得找到相似的阵线。”
强邻说：“我们谈思想观点，不管个人习惯、政治立场，官员或者在野。”
丁文江说：“就思想观点来分的话，无外乎中国文化主流派，梁启超、梅光迪、张君劢、梁漱溟等人；科学派，也就是我和翁文灏、李四光、胡适、蒋百里等，还有沉浸于自然科学里面不说话的人，比如叶企孙、梁希、周仁等自然科学家；还有就是超脱派，讲究劳苦大众的文化，不分中外文化，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
强邻说：“争论的很激烈么？”
丁文江说：“首先是五四之后的新旧文学之争，然后是科学之争，最后是民主和独裁的关系之争。也就是说，白话新文学，科学，民主这三个主题，始终在争论！最后大家扯上了现实政治情况，就有了“好政府主义”，还有不妥协主义。”
强邻说：“就是留学生界么？”
丁文江说：“我们早期留学生那时候都已经快40岁了！老派的留日学生，就更老了，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也参与了，但是他们影响力不行。李大钊跟胡适说，我们这些留学生新人，像少女，大家争相迎娶。最后以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胡适、李大钊和我等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就表明了留学生体系独立成人了。思想界为这些人主导。”
强邻问到：“还有哪些人签字？”
丁文江知道强邻的失忆，也不在意了，让黄汲清找出黄经常看的《努力》周刊，民国11年5月14日第二期（1922年），递给强邻查阅。
强邻看到果然在首先刊登就是这篇文章，签字人顺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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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人：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医学博士)；
陶知行(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征(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适(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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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邻看看文章，很有意义的。大概就是“好人政府”的涵义，他们的努力方向等等。
其中第二条就是要做到的目标：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其中第三条是《政改三原则》，就是尊重宪法；公开化的政治体系；还有就是“有计划的政治”。
“有计划的政治”？
强邻比较感兴趣，因为比较新颖，他读道：
“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飘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丁文江说：“我刚说的，军阀和中国每个人一样，都是敷衍，缺乏认真精神。胡适之的说法就是漂泊，没有进度，没有计划，走到哪算哪！”
强邻琢磨一下，这个事情，以他高中生水准，不太想的通。他自己做事情，有兴趣就认真；
无兴趣？自然也是敷衍。
他不禁说出来：“洋人也是这样啊！谁无兴趣一件事，态度都是敷衍的。”
丁文江无奈地说：“没有兴趣你别当军阀啊！你既要当军阀，又要不负责任，那就是最大的罪过了。”
强邻总算明白他在说什么了。想了一下，不好怎么表达，无兴趣又去做？
丁文江说：“这就是中国的悲哀，他们缺乏科学精神，竟然自己也不为自己考虑！愚人上位，不知道责任，却知道好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所以，中国只是承受独裁的害处，却享受不倒独裁的好处。”
强邻说道：“中国人不感兴趣的事情，也要去干，看的是好处？为什么不看坏处？”
丁文江说：“不讲究科学么！头脑一热，见到好处就去了。缺乏理性启蒙啊！宗教式的热忱，儒家祖宗要他们活的比别人好，压别人一头！自然只是看好处。”
强邻想了想说道：“这事情还是要考证一番，论语不是这么说的。我没有兴趣的事情，也不会看好处就去做。你也是。怎么别人就都不是呢？”
丁文江愣了愣说：“也许我们是启蒙了吧。”
强邻往后看。
后面的内容就是对一些看法。比如南北政府分立，只能谈判解决，武力是解决不了的等等。但那时候军阀已经欲罢不能，你不打，他打！你怎么办？
停战是不可能的。不管你文人怎么说，军阀们都把他们看成书生。
丁文江叹到：“后面就是反对北伐了。胡适等数百人，要求孙逸仙和徐世昌一起退位。徐世昌退位了，但孙逸仙不退！”
强邻问：“这时候怎么讲？”
丁文江说：“胡适已经看出孙中山变了，所以这个胡大炮开始抨击孙大炮。刚开始只是写文章批驳他的理论，就是“知难，行也不易”，这是孙中山坚持一定要亲自训政的原因。孙大炮认为革命大众根本不知道革命的意义，只能跟着他的路前行！他退位，剩下的人精神就垮了。胡大炮后面就陆续抨击孙的政策是变成了孙早期反对的。”
强邻觉得很有意思，孙逸仙后期做的，正是孙逸仙早期反对的？胡适之啊！是真的不给国民党留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