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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一章 明确能做的(1 / 1)

第631章文训官

对于黄道黄端章的疑惑和不满,陈圣涯也觉得不能这么敷衍。

他又思考一番说:“一鸣啊,你也有些事能做,很明确的,那就是救济。这个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人人都可以做的。”

黄道黄端章,号一鸣,他说:“可是我们是军队,不是救济机构。”

陈圣涯说:“很好。你能记住我们的主业是军队,这就很好。我们是国防军队。穷人国家也要有国防军队。我们就是这个情况,穷人国家的国防军队。就是再混乱,我们也是国家的堡垒。但是救济,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黄道说:“那就算了,不能动用国防力量,就不动呗。但是救济,还不如我去组织另外一个机构。”

陈圣涯严肃地说:“这个你不要想,你暂时还只能留在我这。”

黄道说:“难不成你扣押我么?”

陈圣涯说:“你是有前科的,这事情你应该知道。你要去找方志敏么?听说他逃到南美搞革命去了。你的家人要求我能够帮助你留在国内。”

黄道说:“我还可以找饶漱石,他是我们的暴动领导。现在在下川东搞得不错。只是在国内搞一个救济机构。”

陈圣涯说:“饶漱石和少奇他们长不了。救济机构国内也够多的了,你找不到善款了。你看,乡村教育机构有多少?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乡村教育同志会。还有苏浙皖三省附小联合会、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都把乡村教育当成了主题。但是你觉得他们能行么?”

陈圣涯文人出身的武将,身边教育期刊并不缺少。

黄道说:“这很好啊?为什么不行?”

陈圣涯说:“他们也在江西农村推广‘乡村服务’项目,推广三民主义的试点,我看都是样子货。”

黄道说:“那你认为应该怎么样?”

陈圣涯莫测高深地笑到:“你在我这里好好呆着吧,不要出去搞什么社会改良,实际上就是鼓吹你那套革命理论。你现在先等待几天,帮助部队收容流落到我们这里的难民和游击队家属。”

黄道说:“那我就等几天,看看你们能够做出什么来?”

陈圣涯叹到:“你们真的是脑子坏掉了。这个大事看不出来!有了红军,没有人再敢动武,实际上社会总是会找到前行的动力的。只要反动派没有武力就行了。”

黄道说:“我是认同你们的。但是不认同你们的无所作为。”

陈圣涯说:“我们一定要亲自控制部队。革命者一定要控制部队。这是最大的功劳。”

黄道想了想说:“嗯。我认真思考下。能够帮助你控制部队,似乎也是功劳。”

陈圣涯说:“这么想就对了。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不仅是穷人的部队,也是保护土豪的部队。这样才能生存下去。你要知道,穷人都向往土豪的生活,本质上是一样的。马克思把他们分开,只是从经济上的剥削分析而已,人性并无差别。”

黄道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哲学上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陈圣涯说:“人都是唯心的,唯物规律也都是个人心智的理解而已。你说地主资本家不唯物主义?我看比你唯物主义。你的革命理想实际上就是从心里发出的。”

黄道知道陈圣涯又给他灌输唯心理论,他争论不过他。

实际上,两个人说的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各说各的,各自有理。

黄道不理他,自己去研究如何救济难民的问题。很多山里人逃到这里了,大多是花苗家的奴隶们。

陈圣涯自己则开始研究康德哲学,他在琢磨:

我画出三角形之前,心中是否有三角形?

如果没有三角形,我怎么画出来的;

如果心中先有三角形,哪里来的?学来的!

但是最先弄出这个三角形的人的心中,三角形从哪里来的?

我证明一个几何题,现在心中有了,才能去画出来。我怎么知道这个辅助线的?

陈圣涯又想:农村搞三民主义,这是胡汉民之类的党棍想出来的;但是如果什么也没有,我怎么去想乡村问题。

农民们怎么去想乡村问题?

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些,那么欧美的乡村怎么发展起来的?

肯定是心中先有想法,所谓内生的现代化,就是如此。

那么,我们农民呢?怎么才能内生出来一个现代化思想?

看那意思,中国农民好像永远不会自动走向现代化,千年不变?

我就不信红水河边,僮家的农户就走不出这个封建大山。

但是他们农民自己会如何着手呢?

最后的结论就是,谁的问题谁想,他不去琢磨这些了。

几天后,强邻的电报来了:要求陈奇涵准备教师,并且要合格的教师。

代理甘乃光职务的方面军总文训官何浩若,拿来的强邻的电报。

他是湖南湘潭人,32岁,金陵大学教授。随甘乃光到红军做文训官,这是他效劳国家的方式了。因为他很喜欢在军队,曾经是黄埔教官,国民革命军的46军参谋长,参加北伐军。

军队被裁撤,他才去做金陵大学教授。

民国都是妙人。

何浩若之所以能够随时去金陵大学这种教会大学做教授,是因为他是清华学校出去的学童,威斯康星大学的哲学博士。读完博士,然后又去美国诺威治大学(北田军校)学习骑兵并毕业后回国。

这都是清华庚子赔款的退款付费的,大概是5年,所以总是要用满,学够各种本领。

陈圣涯和强邻手里都有这个留学欧美的通信录,民国时期清华校长周怡春周寄梅,他在前几年就编写了清华放洋同学录,上面有:

何浩若,字孟吾,清华学校学生,1919年放洋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拿了文学士,又到威斯康星大学拿了经济学博士。然后到美国诺维奇军事学院学了骑兵。任黄埔四期教官。

那时候何浩若还没有下到部队去,后来被黄埔教育长方鼎英方伯雄拉到部队。因为黄埔留守的部队,整个改编为一个军46军。就是井冈山陈浩团想投奔的部队,不知道这事情的真假,毛大人始终没有出示证据。

这时期,留学生们甚至有美国各学校各自的留美同学俱乐部,比如哈佛大学俱乐部。在国民政府里面的哈佛学生,越来越多了,有超过美国政府哈佛生的趋势。这两年是留学生回国的高峰。

但庚子赔款的学生占的比例原来越小了,民间的,地方的后期留学也很多,稀释了这个比例。地主和资本家们的钱啊!最后都是来自工人和农民。

当然学生不一定是地主和资本家子弟。民间和教会赞助的大多是公认的好学生。这里也有大学和中学校长们的拉赞助的功劳。

学生们的成就,往往显示了赞助者的功德,当然也是校长的成就之一。民国时候也看升学率,出国留学生比例。

社会尊师重教,学生感恩戴德,中国的老传统。

何浩若现在也看到这封强邻的电报。

但他不以为然,说到:“要我们准备小学师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不仅仅是有小学教师。”

陈圣涯说:“北方的教材,主要是让学生们相信自己的自由感觉,与你们清华的教育是一体的。不是告诉学生哪个观点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南方这些讲究德行的学校,都要研究!自己明白了,才能满足人家的教材。”

何浩若说:“这个难道不容易看么?我认为我们红军的老师可以表达自己观点。”

陈圣涯说:“但是孩子们没有什么知识,他以为你告诉他们的是真理。”

何浩若说:“我们小时候也是这种教育。但是现在也都改正过来了。”

陈圣涯看看何浩若说:“改过来了么?我看不一定。”

这样何浩若很是不爽,他自己是哲学博士,还是北京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清华学生代表,难道这个问题看不透么?

但是陈圣涯也有在黄埔任教官的资历,跟着张治中一起去的,民十二,三期队官。比何浩若的黄埔四期教官资格还要老些。

何浩若商量地道:“小学生教材中的自由问题,我会跟文训官们讲清楚。我倒是要看看有多少人不清楚。”

陈圣涯没有说话,让他自己去查查看。

估计强令庸的教师不够了。不给工钱,来的就少。强邻总算想到了红军的文训官,还有参谋们都可以帮助开办小学。

但何浩若给文训官们培训北方小学教材的时候,确实遇到了麻烦。

因为大家理解不了为什么不告诉小学生正确的路径,也就是德的问题。现在的学校不都是“德育”么,达德学校,明德学校,新民学校,不都是素质养成么?虽然很多革命者都是从这些学校出来的,但毕竟是少数。

何浩若说:“我也是与大家一样的教育。但是我在清华学校和留学的学习,主要是强调个体的行为要合法而已。也就是说,你可以试探你的感觉,不是必须做一个完人。你有犯错误的权利,但是要注意承担责任?”

文训官们问到:“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他们德行的重要性?”

何浩若想了想说:“很难说清楚这个问题。你们告诉他德行很重要,他就会按照这个做。不按照这个做的人,就会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慢慢就丧失了思考的独立性,觉得自卑,说假话等等。”

文训官说:“那也不一定。说假话,与德行的培养,还不是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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