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5章知识界自己掘墓
吴经熊问到：“你办一个这样的大学，有什么意义？恢复北洋么？”
徐志摩说：“其实，你始终没有明白。即使在美国牛仔那里，还是有一股英国贵族的气质的。我们只是看到他们的直接和无礼，但是他们骨子里面是很有尊严感觉的。”
吴经熊说：“日本人更有尊严感觉？武士道。”
徐志摩说：“亚洲的绅士确实在日本。但是日本的教育被搞坏了。那些底层的人士，都是粗鲁的武士道。所以！中国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贵族。”
吴经熊说：“你培养的贵族，用在哪里？”
徐志摩说：“资本家那里！资本家在英国是第三阶级，工农是第四阶级。我培养第三阶级、第四阶级的人，让他们成为第二阶级，就是贵族或者僧侣，就是居士或者传教士阶级。”
强邻笑到：“那么第一阶级的皇家，还有第二阶级的贵族和僧侣，到你那里学习，还有意义么？”
徐志摩说：“当然，他们可以学习科学，成为中国的科学家，理论科学家，不要去抢工程师的饭碗。”
强邻说：“那样的话，资产阶级都有贵族精神，贵族和僧侣都有科学精神？”
徐志摩说：“这就是我的目的。刚开是先开办一个文理学院，一个医学院，以后再细分。学院是独立的，课程是可以互相选修的。”
强邻说：“你的环境，冬天就没有什么诗意了。”
徐志摩说：“大冬天的雪景，也是诗意。我还可以在南方的南通州也办一个预科学院，冬天的时候到南方上课。”
强邻说：“我没有意见，你去做吧。你自己的薪水，参照林语堂的吧，让一些，九成吧。他比你资格要老一些。”
徐志摩说：“他也没有比我大几岁。不过也可以了。我现在就是300大洋的正收入。你的4500大洋薪水，足够我的消费了。”
吴经熊是知道徐志摩经济紧张的。但是徐志摩不说，始终信守自己的自由选择。
强邻说：“请一些皇家的人，他们知道一些贵族的礼节，理解的也到位。”
徐志摩说：“溥心畲、张伯驹、袁克文、载涛金叔源都与我关系不错。”
强邻说：“明白了。你们看到这个问题很好啊！我们的钱都是慈善基金，你觉得做事有用就做吧。我十分相信你。”
徐志摩说：“你看来是失去记忆了。其实我的前妻变化很大，我认识她那时候就是一个传统的女孩子！你认识她的时候，正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时期。”
强邻说：“嗯。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过。我现在只是承认我的正牌妻子张三小姐。那两个，人家也不太在意我了。”
徐志摩笑到：“这样不可以。人家在不在意，是一回事。但是外面的人还是要算在你头上。所以你总是要有一个交代。总是躲在这里也不算一回事。”
强邻说：“你在北方推行贵族化是很好的。但是我要把西南带出来！让他们有底层的社会基础。”
徐志摩严肃到：“我们做的是一回事。苏维埃的问题，我早就阐述清楚了，他们是只有组织，国营的一个一个小单元的人。但是那不是社会。他们没有社会。”
强邻说：“他们有类似教会的组织，大概就是支部了。但支部那里，确实是纪律，而没有自主。”
徐志摩说：“张友渔这种知识分子不经过论证，就轻易的相信某种事项为真理。胡适之相信试验主义，也是荒唐。稍微推论一下就知道了，那是血海主义。”
强邻说：“嗯，罗素教授还是看得透彻，他认为一个是代价太大，社会大清洗；二是还不知道结果是否对错。”
徐志摩说：“罗素教授还是左派社会主义的，只是他还有理智！能够看透试验的本相。因为怕胡适之等人也能看透，李守常就不让他继续西行，不要到美国！就是怕胡适之试验美国以后而右转。所以李守常等人，心理也是明白的。也是承认罗素说的大清洗的代价，还有后续的不确定性质。”
强邻说：“无上帝的人，都相信自己能够创造一个神一样的委员会！他们都假定能够保证结果是好的：即使苏俄搞的不好，中国也不会搞不好。中国国民党专政搞的不好，李守常却能专政好！李守常搞不好，瞿秋白就能搞好！不作死不算完。”
徐志摩说：“他们的思想一朝进入一个划清的方向，正如爱上一个人，或是信了一种教，他就不得不专注。还有蒋廷黻等人认同党化，认同党化教育是新的教育，教育出一个新的世界！”
强邻没有说什么。但吴经熊不一样，他和孙科孙哲生这些法律人关系都是很好，互相惺惺相惜。
吴经熊说：“这与上帝无关，只是一种世俗制度而已。我也认为党化是一种办法，否则一盘散沙的文盲自私的国人，你也没有办法民主起来。这一点，国父孙先生和列宁都十分一致。”
徐志摩说：“国父的训政，就是皇帝极权。我理解，国父的意思是利用列宁的手段，达成民主的国家。”
吴经熊说：“这是自然的，说的清清楚楚的。”
强邻说：“训政方法不一样。按照国太子孙哲生的解释，就是利用三民精神，制定法律而已。与党部等等无关？”
吴经熊说：“是的。国民党不等于一个万能体，他们只是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其后是按照法律运作的五院，不一定是国民党。”
强邻说：“还有一个国代。可是按照霍布斯‘利维坦’的说法，民权直接对着国家的关系，就必然是极权。这个顶级和底层之间，没有中间阶级，是不行的。没有什么共和的可能，也就是无法商量和约束，必然是极权。”
吴经熊叹到：“国民代表是国民党圈选的话，就是这样的结果。可是胡展堂就是认为他们才能掌握国父思想的精髓。现在张群张岳军到处招揽我们留洋博士，就是对抗胡展堂的革命家单独掌权。”
徐志摩说：“蒋介石和张岳军，就是怕胡展堂利用党务地位，真正的实施党控制一切；胡展堂却是怕宪法规定了总统之后，成就了蒋介石的总统的军事独裁。”
强邻说：“听起来都有道理，所以训政模式本身就存在这个悖论。”
吴经熊说：“但是他们要这么做，我们又能怎么办呢？不能按照书呆子的办法，去搞全民选举。”
强邻说：“看看这里熬盐的民众，我们就知道全民选举也就是一种徒劳！”
但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必须让民众知道，他们管理不了这个国家，必须推选靠得住的议员代议。
徐志摩说：“如果是绝对平均的话，我是说搞苏俄社会主义的话，我们知识分子就毫无价值了？”
吴经熊说：“怎么知道？难道不需要法官么？”
徐志摩说：“都是一个大家庭了。没有社会，哪里需要社会学家；党务以平均为信仰，你法律就要做到损有余！而补不足！劫富济贫，这是法律的本意么？”
吴经熊说：“法律本意没有啊！他是自然法的延伸。比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不是法律先规定的，而是法律顺着古老的社会自然法。但是这个自然法是文化决定的，你能说的清么？你吃不了粮食，不出借，也无道理。但是你不干活，也不想挨饿，还去抢粮食，也是要平衡的。”
徐志摩说：“平均嘛！所以干不干一样。知识分子的创造，也要符合平均主义。他还叫知识分子么？”
吴经熊说：“那能怎么办？”
徐志摩说：“我们可以等，可以慢慢来！如果选择在苏维埃，或者三民主义训政的条件下的话，正如在中世纪教皇统治下，你也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就不再是你的了。”
强邻说：“这是他们的试验。长不了的。革命家死去之后就要变化。”
徐志摩说：“是的。我们中国在苏联那里的青年，有些已经受到迫害了。我在苏联碰到的一个朝拜圣地去的青年，现在已经精神不正常了。很多人慢慢都会明白，思想整肃，是血海中的自由。是恐怖的情况形成的独裁体系。”
强邻说：“所以你们要培养的贵族的精神，要有美国西部的牛仔精神。不要把阶级界限弄得僵化，这样让第四阶级无套裤的普罗大众，就没有上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