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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铮对形势的判断仍没变：还是期冀于国联介入。
但东北老百姓的抗日斗争其实一直没有停歇过，而且逐渐形成了统称为“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武装力量。
其中，各个地方抗日武装的领导成分极其多元：有共产党、国民党、致公党……无党派爱国人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等等。
而直到一九三三年与日寇彻底撕破脸之前，对抗日力量支持最多的，是宁铮及东北军。
早在民国十八年，宁铮就已经认识到，对日战争不能只用正规军队，明面战斗，还需要成立民间组织，与正规军一明一暗，互为补充，遂于当年十月秘密颁布了《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或团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旨，且具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授为“义勇军”。
可以说，宁铮一直是东北义勇军的创议者、支持者和指挥者——截止到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东北抗日力量共五十万人，其中三十万人直接或间接由宁铮领导。
直至今日，每一个中国人一听就会热泪盈眶的国歌，就来源于当时的《辽宁义勇军军歌》：民国二十二年，音乐家聂耳在慰问驻守建平的辽宁抗日义勇军骑兵队时，亲眼目睹了义勇军血战突围、英勇无畏的战斗场景，心情激荡，回来后改编了这首荡气回肠的战歌，直到建国前被指定为国歌。
宁铮通过在白绸子上书写无署名手谕的方法，由他组建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发送出去，对义勇军的抗日行动给予物资及军事上的支持和指导。
救国会组织严密，办事人员每月都会从宁铮处领薪水，各司其职。军事部长王化一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宁铮每一次接见从抗日前线来北平汇报工作、接受嘉奖的义勇军将士，提供活动经费金额、枪支弹药和药品的品种和数量，安排部队整编，指挥官任免等具体事宜。
宁铮如此小心翼翼地支持义勇军，抗日的比做汉奸的都要谨慎，在今天看来殊为可笑，但在那个复杂特殊的年代，却是满腹苦衷，不得已而为之：既怕让日寇抓到把柄，又怕被南京政府说不听命于中央，违抗委座命令。
宁铮暗中发动抗日斗争，没想到此时无孔不入的日本人又干出了一档子事儿：民国二十一年是奥运年，他们小动作不断，件件都指向要让“伪满洲国”这个怪胎得到国际认可，因此打上了奥运的主意，想让来自“伪满洲国”的运动员出现于国际赛场上。
这一次，他们盯上的，是宁铮一直钟爱有加的奉大毕业生——当前中国最顶尖的运动员，刘长春。
这个自小就在跟日本孩子打架中长起来的大连苦孩子，极早地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运动天赋，所以一到中学毕业就被奉天大学招致麾下，在几次全国体育赛事中都拔得头筹，可以说是民国短跑第一人。
日本人觉得，依照目前刘长春的短跑成绩，有很大概率可以获得奥运奖牌，取得世人瞩目，这不就进一步坐实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么？
日本人随即不顾刘长春几次三番明确的反对，直接在伪满各报上公布了刘长春和另一位运动员即将代表伪满洲国去参加奥运会的新闻。
日本人做事，从来都是这种套路：先造出舆论，从而把握先机，牢牢掌控话语权，掌握主动。
但刘长春随即在《体育周报》及《大公报》上接连发表文章，表明“苟余之良心尚在，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的态度，日本人只得作罢。
在六月份北平新奉大的毕业典礼上，宁铮亲自宣布刘长春为中华民国奥运代表团运动员，代表国家出席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
宁铮慷慨解囊，负担了他和教练员的所有开销。虽然刘长春因在海上飘了二十三天，在没时间调整时差，也未作任何赛前训练的情况下，直接上场参加一百米和二百米预赛，导致他未能取得好成绩，让人惋惜——毕竟他去年的最好成绩与本次一百米决赛冠军美国星卜森只有零点一秒之差——但他顶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忍受着艰苦的训练条件，终于成为中国参加现代奥运会的第一人，这种壮举本身就足以青史留名，并极大地鼓舞了中华体育界；而其中一直有着关心中华体育事业的宁铮的鼎力相助。
体育届这边在抗日，已经流亡到北京高达五六万的东北青年学生的抗争更是一直没有停止；十一月，六百名东北学生代表打算坐上南下的火车去南京请愿，被他们声泪俱下的抗日宣传感动得无以复加的乘客们纷纷主动下车让座，欢送请愿团去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全面抗日。
想想也知道，此次请愿活动不可能如愿，但即便如此，此次活动仍在江沪浙一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给南京政府增加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同时，奉九在养育孩子，管理奉大及东北中学的繁重间隙中，出色地完成了在燕大的硕士研究生学业，顺利毕业。她的导师谢迪柯教授极力劝说她去哈佛读博士，不管是比较文学还是美学与文化研究、文学史、文学批评，哪个方向她都很适合；但奉九只是笑着感谢，并未做出任何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