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暗地里派遣司礼监随堂太监郑之惠去锦州，配合鹿善继，与后金国搞假议和，当然有自己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要引诱黄台吉像历史上一样，带领大军绕道蒙古，前来进攻蓟镇或者宣府一线的长城要塞。
原本历史上，崇祯皇帝及其大臣们，从来也没有想到，建虏会避开山海关外的宁锦防线，绕道蒙古，在喀喇沁人的带领之下，突然出现在蓟镇长城的外面。
而多年来一直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辽东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蓟镇塞外的防备空虚。
不仅建昌营、三屯营和边外的卫所，全数撤进了长城以内安置，就是赖以保卫京畿之地安全的长城屏障本身，也是年久失修，处处崩坏。
加上沿边卫所废弛，营兵训练装备落后，结果根本挡住不建虏的大军猛攻。
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了原本历史上崇祯二年冬十月的建虏入侵。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自从穿越以后，一直提心吊胆、念念不忘的事情，同时也是最害怕重蹈历史覆辙的一件事情，就是建虏大军像历史上一样，从蓟镇长城遵化一带破边而入。
他所采取的很多举措，都是为了防止建虏大军，再一次将大明朝的京畿重地搞得一团糟，将他这个前身崇祯皇帝辛苦树立起来的中兴之主形象彻底打碎在地。
也正因为内心深处藏着的这份恐惧，他才会始终坚持将编练的近卫军第一镇马世龙部，固执地放在京畿之地。
不管西北围剿流贼的战事，是如何的战况激烈，也不管西南平定奢安之乱的战事，是如何的旷日持久，也不管近卫军第一镇马世龙以下的将校士卒又是如何的主动请战，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都不肯让近卫军第一镇离开京畿之地半步。
这一切，固然有着一些其他的考虑。
比如说确保京师三大营改革整编的顺利进行，确保朝堂之上各种大政方针的顺利推进，等等。
但是防备建虏大军突然破边而来，始终是首要的一个原因。
并不是没有人建议过在西北剿匪或者西南平叛的战事之中，投入新编的近卫军一部。
作为兵部职方司郎中的牛聚明甚至还建议，直接将近卫军第一镇的一部，调入辽东或者朝鲜作战，一方面可以检验一下新军编练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建虏一个直接打击。
这样的建议很有道理。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认为时候不到，时机不成熟。
至于什么时候时机才算成熟，牛聚明没敢问，而崇祯皇帝也没有跟他说。
在牛聚明看来，崇祯皇帝对于建虏从京畿北面破边而入，从而入侵京畿地区的担心，十有八九都是多余的。
如果说在布尔哈图带着喀喇沁部归附大明之前，很有这种可能的话，那么在布尔哈图接受册封，成为大明归义王，更成为大明乌兰哈达都指挥使司的都指挥使之后，这种可能性就很小了。
特别是当曹文诏这个悍将在武烈河畔建成了热河堡，并被崇祯皇帝任命热河镇守使之后，有了武烈营的强悍存在，建虏从蓟镇边外攻入京畿的可能性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更别说军机大臣孙承宗两次巡边，而此时仍在热河堡一带巡视防务了。
从山海关到蓟镇边外沿线，除了热河堡外，曾经被放弃的边墙堡垒比如宣府镇独石口外的独石堡，蓟镇喜峰口外大孤山上的孤山堡，以及桃林口外、青龙河畔的三岔口堡，如今一个个地得到了修建和恢复。
大明军队新的筑城利器——水泥混凝土的使用，以及新的筑城方法——棱堡的增筑，更是让如今的边外城堡坚如磐石。
若是没有目前只有大明官军装备了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也就是最大号最大口径的红夷大炮，那么这些关外的堡垒，根本不是建虏的军队或者蒙古人的军队所能够轻易攻破的。
有了蓟镇边外的这一系列坚固要塞，以及远在更北边的乌兰哈达、三座塔两处要塞，奴酋黄台吉就是率领再多的建虏和蒙古铁骑前来，也只能是往关兴叹了。
所以，熟悉蓟镇边外防务的牛聚明，实在搞不明白崇祯皇帝将近卫军第一镇放在京畿之地不敢轻动，到底是在担心些什么。
不过好在牛聚明是个聪明人，旁敲侧击地提出过几次建议之后，见皇帝不予接受，也就不再自找没趣了，而是一心将精力扑在了大明两京十三省以及周边各地区的地形沙盘制作上了。
自从受领了这个任务之后，牛聚明在皇帝支持下，先后派出了职方司所有的精兵强将，分赴沿海、沿边各地，实地勘察地形地貌特征，然后精心补充和修订武英殿中的那幅巨型大明全舆地形沙盘。
对于牛聚明以及朝中其他一些人的建议，崇祯皇帝不是不明白他们的意思。
这些人以为，近卫军第一镇编成之后没有打过仗见过血，不知道训练效果如何，不知道能不能打仗，而且留在京畿之地不动，光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却始终不让他们宝剑出鞘，到最后不过是徒耗钱粮而已。
然而他们所忽视的是，近卫军第一镇的设立到今天，也才不过半年多罢了。
一支强军，固然不是单纯依靠训练就能练出来的，但是对于一支将刀盾、长枪和火枪、火炮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新军来说，如果不经过极其严格的、日复一日的残酷训练，他们是根本上不了战场的。
即便是三百年以后的中国，即便是制度和装备全都完备的情况下，一支军队，从招募兵员到基础训练，到编配成形，再到分业训练、合成训练，最后到拉上战场，没有个一年两年的时间，也根本不可能真正成军。
更加重要的是，不要以为近卫军第一镇设立了以后，就算编练成功了。
如果这么容易的话，历史上的崇祯皇帝也不会没有可用之兵了。
事实上，将经过了初步体能训练，通过了体能考核之后的新兵，按照计划好的编制拉出来，形成一支人马，还只是完成了近卫军第一镇编练的第一阶段。
这样经过初步训练的人手很容易拉起来，但是装备他们的新式火枪火炮以及盔甲弹药，可没有那么容易一步就到位了。
而这也是为什么崇祯皇帝会允许葡萄牙人，也就是安东尼奥-德-卡波和迪亚士这两个外国人，在通州八里桥，开设“迪亚士火药厂”的原因。
因为武备院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是根本满足不了现在大明军队对于新式火器弹药的庞大需求的。
已经认识到了朝廷新式火枪火炮强大威力的东江镇、辽东镇、瀛洲镇守府、热河镇守府，以及山西剿匪前线，云贵平叛前线的文官武将们，隔三差五地就上书请求皇帝拨付更多的新式火枪火炮和火药弹丸。
这些纷至沓来、来自各地的请求，崇祯皇帝也不能一概拒绝，只能是从武备院可怜的产能与产量之中匀出来一部分，运送各地，满足他们的部分需求。
而且直到现在，通州和白冶城两处枪炮厂，崇祯一式前装燧发滑膛枪的生产能力，每个月生产出来的堪用品，也不过超九百杆左右。
至于崇祯元年底定型生产的两款火炮，月产量总共也不过六十门左右，其中要塞城防型的红夷大炮，即崇祯皇帝亲自命名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每月能够运送出厂的堪用品，月均也不过二十门而已。
至于比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型号小一点的中型佛朗机炮改进型，也就是崇祯皇帝命名的“崇祯一式后装滑膛子母炮”，从今年三月开始，月均产量也才超过了四十门而已。
因为熟练的工匠就那么多，皇帝口袋里的银子也就那么多，若是想要培养出一批熟练的工匠来，就要浪费掉大量的财力和资源。
这其中的矛盾，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军机处的一纸公文或者崇祯皇帝的一道旨意就能够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