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农民的儿子，年轻的卡门尔-盖博简直是个人奋斗的典范。
南方的农民比北方的农民要穷困的多，因为相较而言，他们要负担更为沉重的赋税。其实人多地少，是南方农民的一大缺憾。而在北方人看来，南方气候温暖，物产丰富，那就更应该多交税。
从欧罗巴的历史看，大一统的政权从来都是在北方奠定基础，然后南方伏首称臣，然后送上自己的税册。他们甚至很少反抗，然后这就成了传统的一部分，仿佛南方人不多交点税就是一件奇怪的事。
作为农民，土里刨食，每年交纳了土地税、军役税、人头税及其附加，还有货币化的道路捐后，最勤勉的一户农民也所剩无己，万一要是遇上天灾人祸，那就是厄运当头，只能向教会或富人借债，并寄希望于来年能够还上。
所以，农民的儿子要想读书识字，根本就是一种奢望。有些富有远见的农民想这样做，负担更加沉重不说，又往往会带来邻人的讥讽，讥讽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6岁的时候起，卡门尔就给富人的儿子当侍从，以贴补家用。富人请了家庭教师给自己的儿子启蒙识字，卡门尔也得以旁听，并表现出了远超常人的聪慧之处。
那位可敬的家庭教师动了惜材之心，主动找到卡门尔的父母，要资助卡门尔读书。
但好景不长，资助没几年，那位家庭教师因病去世，资助也就中断了。这个时候，卡门尔的叔叔，也就是肖思所认识的那位勒布朗-盖博站了出来，努力挣钱资助自己侄子，使得卡门尔得以继续学业，叔叔也是普通人，靠力气拼命也只能勉强交起学费。
当稍长大以后，卡门尔给自己找了份为人抄写的活计，因为他的字写的既工整，速度又极快，所以他的主顾很多，顺便他还要替人写信，每次都能得到几个铜板。有时一天要接十几份这样的工作。
唯一的遗憾是他很早就戴上了眼镜。
这样的生活一直伴随他考入普瓦图大学，这时的他，不仅不需要自己的叔叔资助，还表现越来越出色，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随着在外兼职的回报越来越多，卡门尔越来越讲究衣着和打扮，他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圆步舞，也对许多品牌的葡萄酒很有研究。
虽然有闲阶级的生活令人羡慕，但卡门尔只是把这些当作自己迈向上流社会的敲门砖而已。
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卡门尔对个世界的所谓阶级有切身的体会。
正如三级会议的代表组成，上等人有三个圈子，教士、贵族和富人。每个圈子里又有不同的小圈子，比如富人当中，有大银行家和大商人、大地主，也有工厂主和小作坊主，还有农村中小地主。
至于自己，卡门尔扪心自问，哪个圈子都不是。
也许某个曾被指控**的教士请让他写一篇赞美上帝使徒的诗篇，也许某个道德败坏的贵族会用施舍的口吻，询问他愿意当他家族子弟的私人教师，或者某个有钱人干脆扔给他一袋金币，让他写一篇攻击对手的文章，并且一定不要被对手抓住把柄。
卡门尔将以上这些人统称为有闲阶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高度统一地称呼他们。卡门尔甚至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饱含深意的新词汇，嗯，这既属于社会学也属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将一小群人同大多数人区分开来。
这一天一大早，在熬夜伏案写了一晚上的毕业论文后，卡门尔在食堂胡乱吃了几口，就匆匆走出校门。
他要赶往《热那亚人报》报社，他现在是报社助理编辑，因为他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辛辣老道的文笔，以及独到的见解，好几篇文章被这家报纸刊登并引起很大反响后，他被报社发现并录用了，尽管他还没毕业。
这份新报纸，求贤若渴，尤其是一下子多出几十份报纸的时候。
对卡门尔来说，这份工作不仅体面，待遇还不错，尤其还是他喜欢的笔杆子。
这份工作，简直就是为他量身订制，卡门尔工作很努力。
虽然出门比较匆忙，卡门尔还比较注重自己的仪表，这身衣装花了他一部诗集的大半稿费，当初做出这个决定时，很是肉痛了一番。
今天报社的气氛有些奇怪，社员们，无论是校对员还是记者们都在埋头工作，但远比平常安静的多。
一长排书桌的对面，是几张沙发，通常属于外面客人来到报社时，客人随从们待的位置。今天这个位置上坐着几个面色阴狠的家伙，他们坐在那里吞云吐雾。
有跟卡门尔混的比较熟几个同事，冲着他使着眼色，又对总编辑室的方向隐晦地点了点下巴。
卡门尔深吸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进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杜瓦先生在里面应道。
“早上好，杜瓦先生！”卡门尔很是恭敬和礼貌。
房间里还坐着另一个人，虽然心里极度震惊，但卡门尔仍然装着不认识，因为这是托马斯-戴利，秘密警察局的局长。
戴利局长最近俨然成了报业公敌，因为他迫使二十多家报社关门大吉。
“卡门尔，这是戴利局长，他有些问题需要问你。”杜瓦先生交待了一句就溜之大吉，将自己的办公室留给房间里的两人。
卡门尔暗骂了杜瓦先生一声滑头，硬着头皮道:
“早上好，局长先生！”
“早上好，你是盖博先生？”戴利局长走到杜瓦先生的位置，然后施施然坐了下来。
“是的，我叫卡门尔-盖博，是本报的助理编辑。”卡门尔道。
“坐下谈吧，别紧张。”戴利笑了笑，示意对方坐下，“我就叫你卡门尔吧，咱们就像朋友一样谈谈，放心，没什么大事。”
卡门尔可不会相信这屁话。见戴利正要掏出烟盒，卡门尔迅速地奉上自己的香烟。
点燃了烟，戴利美美抽了一口，自嘲道：
“抱歉，我的烟瘾有点大。你知道，干我们这行，其实跟你们这些文人一样，最费脑子。因为我经常需要从一大堆乱麻中找出哪怕是一点有用的线索，这就需要我付出百倍千倍的时间和努力，而上司总认为我的工作与他支付的薪水不相称。同样的，我的部下们也这样埋怨我，哈哈！”
“局长先生，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一点，越是熬夜，烟越是抽的厉害，尽管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卡门尔道，“我想局长先生亲自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跟我讨论香烟的危害吧？其实我是赞成对烟草征收奢侈税的，越高越好，因为这样我或许会因为囊中羞涩而戒了烟。”
卡门尔虽然年轻，但看多了世情，这两年在新闻行业中也没白经历过一场，对这种嘴上官司很是擅长。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跟人聊一整天，而且话题绝不重样。
戴利歪着头看了他一眼，然后从身边报架上找了几份报纸，摊在桌子上：
“好吧，咱们言归正传。”
“请指教！”卡门尔此时充满了斗志，甚至还有点跃跃欲试的意思。
“二月十五号，这篇新闻综述《论贵族议会的伟大作用》，是盖博先生的手笔吧？”戴利问。
“确实在下的拙作。”白纸黑字，卡门尔当然不可能否认。
“贵族议会应当改名叫显贵议会，因为它的成员都是大贵族，并且都是陛下亲自挑选的贵族。但对过去三十年贵族议会通过的法案进行研究，这个机构只起到门面的作用，既不能解决帝国极需解决的问题，又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议案，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一座养老院，因为它的成员平均年龄是五十八，这真是有闲阶级，可以有大把时间在那里轮流演讲。从数学统计上来讲，完全是因为少数年纪较轻而被平均的结果……”
戴利念了一大段，然后逼视着卡门尔：“盖博先生，你对皇帝忠诚吗？”
“当然！”卡门尔严肃地答道。
“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写出这么一段文字？”戴利问，“我从中读出了你对陛下的不满。”
“不，局长先生，我对陛下无比忠诚，越是忠诚，就越是促使我提出善意的批评。就像诤友，抱歉，卑微的我僭越了，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道理，局长先生应该是明白的。至于我的读者，则来信评价说，这段文字描述精确，请注意，是精确而不仅仅是准确，因为这涉及到数学。”卡门尔道，“如果有人能证明我的数学比较差，我愿意向所有人道歉，请他们原谅我的无知。因为作为一个文学院的学生，计算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戴利瞪着对方，对方的言辞真是犀利，他又翻出了一份报纸：
“嗯，二月十八日的报纸，看来杜瓦先生挺器重你，连社论都让你写了。”
“只是撰稿人之一。”卡门尔纠正道。
“好吧，让我来读读写了些什么？”戴利撇了撇嘴，“国家所有成员都应当对君主提供的保护有同等之需要，故他们都同等有义务为国家所需做出贡献。试图逃避税收或声称享有豁免权，都会中断国家和公民的联系。我们必须纠正原有的陈旧观念，反对特权……”
读了这里，戴利问道：“你是真神党的同情者？”
“不，局长先生，真神党可不是想让你交税，他们反对一切税收，当然他们更反对特权。这根本不同。”卡门尔辩解道，“我可不可以认为，您是在试图将水与火融合在一起。”
“我听说你们普瓦图大学里有些人不太安份，而你是其中最活跃的。年轻人，你的言论看上去很诱人，但却危险。凡是涉及到反对特权的，都是被禁止的。”戴利道。
“局长先生，我必须要说的是，你完全误读了我的本意。”
“愿闻其详！”
“我们校长说……”
“等等，这跟康纳利子爵有什么关系？你受过他的资助？”戴利神情剧变。
卡门尔意识自己有些大意了，连忙道：“校长，也就是康纳利子爵曾说过，以往的观念中，国王应当靠自己的领地产出过活，税收只有在国家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才会征收，比如战争。局长先生，这话对不对？”
“对!”戴利承认道。
“当所有人都普遍拥有这种观念时，征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几乎所有掏钱的人都认为税收都是临时性的，而不是一种正当的制度性的行为。既然是临时性的，那就可以被取消。子爵认为，国家为每一个人民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什么意思？”
卡门尔道：“比如阁下的职责就是一种公共产品，打击犯罪，让人民免于受到暴徒的侵袭。请允许我对您和您的同事表示敬意。同样的，维持军队并保卫国家，修建道路促进各地交流，发生天灾时，救济灾民，创办福利院收养弃婴，这都是由国家和政府向人民提供的产品。”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戴利觉得此时的状态跟自己来意相反。
“既然国家向人民提供了产品，人民就应当付出代价，对不对？”卡门尔问。
“对！”
“那么，这种公共产品来自哪里，就是税收。所以我受到校长谈话的启发，认为破除陈旧观念，主张纳税面前人人平等，有钱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甚至不交，不是应该吗？”
戴利瞪着对方好半天，道：“康纳利子爵经常跟你们谈论这些？”
“不，仅有这一次。我可不可以认为校长的话触犯了法令？局长先生，你好像忘了我们的校长是贵族，他难道反对自己？这完全是站在国家和皇帝的立场的持公之论！”卡门尔单刀直入地问道，“或者是局长先生认为我触犯了法令？”
“不，既然是子爵大人说的，那就一定有其中的道理。”戴利有些恼怒，他站起身来，“盖博先生，我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局长先生，欢迎下次再来！”卡门尔连忙站起身来，将戴利局长送出了报社。
望着戴利离开的背影，卡门尔若有所思，虽然衬衫已经湿透了。
那位子爵校长虽然看上去很愿意接触学生，但卡门尔真没有单独接触过。
果然是有闲阶级，同样的言论，他说得，我说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