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假日，第二人民医院挂号、缴费队伍已从门诊大厅一直排到了医院大门口，整整六条长龙。我一看这阵势自然被吓得不轻，好在这所医院的几位脑外科主任和精神科医生我都还认识。进了医院，我按吴主任的吩咐直奔住院部，并且在神经外科病房找到了张主任。在张主任的安排下，我做了一系列常规检查，其中就包括脑电图的检查。
在中心工作了这么久，我很清楚脑电图检查的意义之所在。出现失神、遗忘、惊厥、抽搐、晕厥这类的症状，在怀疑为癔症的同时，医生肯定都会要求患者去做一下脑电图检查，因为癫痫患者也会有上述症状。癫痫和癔症这两种病的发病状况很相似，经常会被误诊。常规脑电图检查，如果出现“痫样波”，可以断定是癫痫，癔症患做常规脑电图检查通常是不会有异常波的。
我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患有癫痫，所以在脑电图检查结果正常的状况下，我要求医生再给我做一次脑电图诱发癔症实验。按照检查室医生的吩咐，我睁眼或闭眼，每分钟换气20次。在过度换气的诱发状态下，我的脑电图显示依然正常。癔症患者在诱发状态下脑电图显示很可能出现异常波样，然而，脑电图显示正常，也不能完全排除患有癔症的可能性。张主任告诉我，如果对于检查结果还存有疑虑，可以抽空到医院做一次24小时脑电图监测。我点头谢过张主任，当时内心十分矛盾。
我很不愿意相信自己患有“癔症”，在做检查之前，我是提心吊胆的。可是，在做诱发实验的时候，我却希望医生告诉我，“脑电图结果显示你确实患有癔症”。与那些威胁我生命的“未知”事物相比，被诊断为“癔症”大概会让我好过一点。毕竟，癔症是一种疾病，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反之，如果这一切诡异事件的根源真的不在“我”身上，我又能怎么去解决它？
出了外科大楼，我一边朝医院停车场方向走，一边拿着手机不断拨打一个电话号码。打我走进医院起，就在不断拨打这个手机号。起初，手机那端是电脑语音提示“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等我做完了检查出来，再一打，语音提示变成了“您所拨打的用户已欠费”。这又关机又欠费的，让我顿时心生怀疑——是不是我之前对他的态度不好，朱弟弟把我拉黑了？我仔细回想了自己最后一次跟他碰面的情况，觉得我并不算得罪他，他不是还给我递眼药水么？我连忙用手机登陆支付宝，在网上帮这厮充了10块钱的话费，再打，依然欠费。我再一次登陆支付宝，又帮他再充10块，还是欠费。如此，我一路走向停车场，一路十块十块地帮他充话费，前前后后加起来也充进去了一百来块，他的手机却依然是欠费状态。我不知道这货究竟欠了移动公司多少银两，但此刻我实在是着急找他，一咬牙、一跺脚，我豁出去，又充了一次。这次，我充进了两百元巨款！
当我再次拨打朱弟弟的手机，手机那头传来《冲动的惩罚》，我觉得刀郎的歌声从没像现在这样感人肺腑过，我听着那彩铃，感动得就要落泪了。三百块钱话费啊喂！
“喂……”
彩铃过后，手机那端传来了朱弟弟声音，依旧是一副没有睡醒的状态。
我说，“我是刘欣杨。”
他说，“知道。”
我问：“你吃中午饭没有？”
他说：“还没。”
我说，“那你赶紧起来，我请你吃饭，就在二医附近的韩国纸上烧烤吧……你快点！”
他说：“哦。”，然后挂掉了电话。
挂掉朱弟弟的电话，我也走到了停车场。我满脑子都想着要把检查结果告诉吴主任，并问他接下来要怎么办。于是，我自然没有留意到此前朱弟弟那听起来十分平常的语调中暗暗隐藏着兴奋与欢乐。
我拉开车门，吴主任正在车内小睡，他显然睡得不沉，我刚上车他就醒了过来。他揉了揉脸，扭头问我情况如何。我说，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吴主任似乎也料到了会是这个结果，他沉眉思索片刻，接着要我系好安全带。
“小刘，你也别想了。我们先去吃个午饭，然后去找一下你那位表舅妈单位的领导。既然你觉得昨天去的那屋子透着古怪，今天我们就上那屋子里瞧瞧去。”
听吴主任这么一说，我有些着急了。我问他：“您不是从来不信鬼神之说的吗？怎么突然想起去那屋瞧瞧了？”
他笑了笑，“我不是不信鬼神，是不喜欢妄议没有根据的事情。不论怎么说，那家人、那棟屋也算是你现在的一个心结，不去看看怎么成呢？你现在听到的关于那家人、那屋的事，都是传闻。如果传闻有据可依，它可能就与你现在的状况有关联。如果传闻没有根据，我们更要把它弄清楚，这样你心里也安稳。除此之外，当下我们还能找到其他突破口吗？”
吴主任的分析很有道理，不过，其他突破口倒不是完全没有。我想起与朱弟弟的约定，对吴主任说，“我约了一个人，他跟这件事多少也有那么一点儿的关联。我们现在去韩国纸上烧烤，正好，对于我最近的事情，我有很多疑问想要去问他。”
吴主任问我约了什么人，我告诉他，就是送给我小叶紫檀木挂珠的那位年轻人，我最近遭遇的一连串事情，都是从得到那串木珠挂坠开始的。对于神奇的朱弟弟，吴主任早就从我这里听说过，但他并不认同我对这件事情的归因倾向性。
中午1点刚过，我跟吴主任抵达韩国纸上烧烤，当时，距离我打电话给朱弟弟不过二十来分钟。然而，当吴主任找地方把车给停好，我俩并肩走到韩国纸上烧烤那家店门口的时候，我看见朱弟弟正安静地蹲在店铺旁的花坛边上。他穿着一条灰蓝色水洗牛仔裤，咖啡色的T恤将他那两条白白净净的手臂衬托得尤为显眼。艾玛，好一位弱质青年。
朱弟弟看到我与吴主任的瞬间，忽然愣了一下，接着，他好像是想从花坛边站起来，却是一个趔趄，差点没从花坛上栽下来。当他好不容易找到平衡踉踉跄跄扎稳了步子，我与吴主任已经走到他面前了。
“干嘛啊，一见面就五体投地想要拜我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朱弟弟的脸，就忍不住想要戏弄他。不过当时吴主任就站在我旁边，我那玩世不恭的女流氓调调，在吴老面前多少也收敛了一点。于是，见朱弟弟没吭声，我拍拍他的肩膀介绍道：
“朱弟弟，这位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领导吴主任。吴主任，这家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朋友，他叫……哎……朱弟弟，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那混账的语调惹得吴主任直给我抛白眼，不过朱弟弟倒是不太介意地样子。
“我叫朱由俭。”他说。
我听着这名字有点耳熟，“猪油剪”、“猪油剪”，一把沾满了猪油的剪刀，天知道他的父母在给他取名字的时候脑子里想着些什么。吴主任听朱弟弟报出名字之后，反应却跟暗暗发笑的我全完不同。他愣了一下，接着点头笑了起来。
“名字可真贵气，跟崇祯皇帝朱由检同姓同名吗？”吴主任问。
朱弟弟摇了摇头说：“不一样，他是检查的‘检’，我是俭朴的‘俭’。”
“噢，原来如此。”
由于我文化水平不高，历史啥的更是没好好学过，当时我并没有听明白吴主任跟朱弟弟说的是什么。一块进餐厅，我才问吴主任：“崇祯皇帝是谁？”
吴主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你平时在家，就不能多看一点书？崇祯皇帝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我一听，这才恍然大悟，我是说这名字有点耳熟，原来是吊死在煤山的那位亡国君主。我听人说过，这人特节俭，鞑子打进来的时候，他的国库里还存了不少银子舍不得花呢。有钱不拿出来招兵买马，苦巴巴地存着，最后全便宜了鞑子。我扶着朱弟弟的肩膀，凑过去小声问道：“你怎么跟那个财迷的亡国皇帝名字一样啊？多晦气……”
朱弟弟看来很不满意这个说法，他扭头道：“我是节俭的俭。”他那模样，逗得我哈哈大笑。
我们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后，朱弟弟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问我：“我给你的挂珠，你怎么没戴？”
我“啊”了一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这才发现，那串木珠没在脖子上。我想了好一会儿，终于想起来，在遭遇梦魇的第二天晚上，我好像在一时气愤之下把那串木珠扔在写字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