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县环保局关停了矿老板焦作斌的矿场，焦作斌找了很多说话很有分量的人来打招呼，说情，环保局长胡同方就是不给面子，就是不同意矿场重新开工，恢复生产。胡同方的想法很明确，撤了他的职，也比蹲监狱强。”
“胡同方这个人脾气有点犟，不懂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点不听招呼。”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程大说。
我说：“我来了几个月了，还没有跟你好好聊个天。今天，我就跟你好好聊聊吧。”
“是要好好聊一聊。”赵书记说。
我说：“我听说，焦作斌就是我们月光县的矿老大，红黑两道都吃得开。多年以来，他违规开山采矿，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他用这些个人财富，拉拢腐蚀了不少的干部。你觉得有这样的事吗？”
“道听途说而已。”
“这些干部，又为他开绿灯，让他继续累积财富。累积财富后，又腐蚀拉拢利诱更多、更大的干部，就像当年厦门远华案的赖昌星一样，焦作斌跟自己织了一道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保护网。是这样的吗？有这样的事吗？”
“应该是谣传吧。”赵书记有些不自然地说。
我说：“我听说，在我们县，焦作斌就像原来的周怀南一样，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咳嗽一下，月光县就要抖一抖。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没那么夸张吧，月光县毕竟还是在**的领导之下，怎么可能任凭他摆布呢？”赵书记说。
我说：“事实已经证明，焦作斌过着纸醉金迷，挥金如土的生活。除了原配夫人外，外面有很多女人跟他生了孩子，经常有年轻漂亮的女人围绕着他，过着‘帝王般’的生活。这你不能否认吧？”
“这是民营企业家的通病啊。焦作斌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焦作斌的这种生活，都是以我们老百姓的汗水，以我们老百姓的血泪，以我们县的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啊！”
“发展经济和环境污染，是一个两难选择啊。”赵书记说。
我说：“我跟你说说焦作斌初次到我办公室来的印象吧。”
“你说说看，是什么印象？”赵书记说。
我说：“焦作斌大摇大摆地进来，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地抽起了雪茄。烟雾缭绕中，两个手指上的钻戒闪闪发光。生怕我看不见似地显摆着。”
我说：“这让我想起了一些电影电视中的黑老大的形象，焦作斌的这种表现，就是电影电视里面黑老大的现实版，活脱脱的一个暴发户，一个土财主的形象。”
“这就是焦作斌给你的第一印象啊？”
“当然。”我说：“我见的有钱人多呢，有几个臭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没有理他，只顾自己埋头看文件。我要耐心地等他自我表演完毕后，不得不主动向我开口。”
“焦作斌向你开口了吗？”赵书记问，
“当然开口了，是他主动上门来找我的，他不开口怎么办？”
“焦作斌是怎么开口的呢？”
“可能觉得我没理他，可能觉得丢失了自己‘大哥大’的形象，可能觉得有损自己的身份，可能是走到哪都有‘大人物’满脸堆笑、热情相迎，可能是习惯了众人如众星捧月似的良好感觉，可能是他觉得自己没趣，可能……。”
我说：“总之是，对于我的不冷不热，不理不睬，焦作斌可能有些不习惯，不适应。屁股来回在沙发上移动，露出了一副很不自在的样子。”
“焦作斌也有窘相啊。”
我说：“焦作斌终于忍不住了，主动问我，知不知道，矿场停工一天损失多少钱？”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赵书记问。
我说：“我当时平静地坐着，不紧不慢地问焦作斌，是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焦作斌怎么说？”
“焦作斌说，要不要我告诉你，我一天损失多少钱？你关停我的矿场到现在损失多少钱？”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冷冷地对焦作斌说，你来找我干什么？如果你只是来告诉我你的损失情况，那你就走吧，我还有好多事要办。没时间听你的损失情况，也不想听你的损失情况，你也没有义务告诉我你的损失情况。”
“那焦作斌怎么说？”
我说：“焦老板似乎软了下来，有些求饶似的说，‘常书记，你让我矿场重新开工吧。’”
我说：“为什么啊？国家法律是儿戏啊，你说要开工就开工啊？”
“焦作斌说，他找了一圈人，说只有我说开工，他们才能开工。”
“焦作斌找了一圈人？”赵书记问。
“是，包括你。”我直言不讳地说。
“这个焦作斌，就喜欢信口开河。”
我说：“我们关停一号矿场的当天，焦作斌就跟当时的红庙乡党委书记汤吉祥打了电话，让汤吉祥马上去矿场，不要关停焦作斌的矿场。”
“汤吉祥去一号矿场了吗？”赵书记问。
“去了啊。”
“汤吉祥没说什么啊？”
“他什么都没说，见到我后，一声不吭。”
“这是怕你啊。”赵书记说。
我说：“在我办公室里，我漫不经心地问焦作斌，汤吉祥好歹是一名乡党委书记，他凭什么听你的啊，你叫他去，他就去？”
“焦作斌怎么回答？”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他不听我的，听谁的？他就是我养的一条狗，我要他到哪他就得到哪，我要他咬谁他就得咬谁。”
我说：“这就是焦作斌毫不隐晦，毫无顾忌地对我说的原话。信不信由你。”
我说：“焦作斌说，汤吉祥是个废物，是头蠢猪。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对焦作斌说：“不能让你重新开工，你怎么办呢？关停一天损失很大啊。”
“损失肯定很大，焦作斌怎么说？”
我说：“是啊，每天这么大的损失，焦作斌心疼啊。他问了一下，关停矿场是县环保局开的单子。他就找了环保局局长胡同方。胡同方说，只要有一个领导同意不关停，就马上撤销关停的单子。绝不耽误焦作斌一分钟时间。”
我说：“于是，焦作斌就找了他说的一圈人，包括市县说话都很有分量的领导，名单我就不一一说了。谁知道，胡同方软硬不吃。谁要他撤销关停矿场的单子，他就让谁写条子。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结果，领导们都不愿意写条子。焦作斌矿场重新开工的事，就黄了。”
我说：“焦作斌用尽了办法，毫无结果后，万不得已，找到我这里来了。”
我说：“焦作斌对我说，胡同方这个犟东西，得罪了这么多人，肯定没好果子吃。”
我说：“不知道谁跟焦作斌参谋了什么，说找谁都没有用，只有找县委书记有用。所以，焦作斌就来找我了。”
我说：“焦作斌要我跟胡同方发个话，或者，打个电话，让胡同方这个犟东西，不要继续关停他的矿场。”
“你发话了，打电话了吗？”赵书记问。
“没有，那么多有影响力的领导打电话，有的还当面说，都不管用，我说的话能管用吗？”我说。
“那你是怎么回复焦作斌的呢？”赵书记问。
“很简单啊，我对焦作斌说，你可以继续找上面的大领导啊，大领导官大权大，谁不听可以撤谁的职啊，换一个听话的局长不就行了？”
“你这是把烟筒给焦作斌钻啊。”
“不完全是，焦作斌有能力找到大干部，大领导，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说。
“那焦作斌怎么办？”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算了，算了。找来找去，还是要找我，空耗油没有什么意思。”我说。
我说：“你不找人，每天那么大的损失谁负责啊？”
我说：“焦作斌说，他谁也不找了，就找我。”
我说：“你找我有什么用呢？焦作斌说，胡同方那个犟东西听我的。我说，胡同方也听那些领导们的啊。焦作斌说，领导们都不写条子啊。”
我说：“我问焦作斌，领导们为什么不写条子？焦作斌说，还不是怕把‘把柄’落在别人手上啊。”
我说：“他们那些老资格、老领导开口，胡同方都要写条子，我这个新来的，说不定还不如他们呢。你找我有什么用呢？”
我说：“焦作斌问我找谁有用？我说，找胡局长啊，单子是他开的啊，他可以开，也可以撤啊。谁家的孩子谁家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铃还须系铃人啊。”
“你有点‘作弄’人啊。”赵书记说。
“没有，焦作斌说，胡同方就是要凭条子才能撤啊，不给条子，他就是不撤啊。”
“那怎么办呢？”赵书记问。
我说：“那你就自己撤啊，你好脚好手的，撤一个停工的封条就那么难吗？”
“焦作斌怎么做？他敢撤封条吗？”赵书记问。
“焦作斌不敢撤，我问他为什么不敢？”
“焦作斌怎么说？”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怕被罚。我说，你还知道怕啊，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
“唉，焦作斌这个人啊。”赵书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焦作斌这个人怎么了？你叹气干什么啊？”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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