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觉得这一改革本身就成问题。教导总队本来就应该是实验性质，把这样一支部队培养成能上战场的劲旅，对整个国军来说，毫无意义。学员上部队、上战场实习，是一回事；把整支部队当作纯粹的野战部队，那是另一回事。这得有多么愚蠢的思路才会这样想，这完全是对装备、尤其是对人材的一种浪费。我感觉桂永清的这一改革，就埋下了这支部队最终覆灭的伏笔。这根本就是战略上非常短视的一种做法。
实际上当时的德国顾问非常反对把这样的部队推上战场。按照德国顾问的意见，首批进行德械师编练的36、87和88这三个师还有教导总队，都是作为国军新式整编的示范单位，不应轻易将其调上战场。但是一二八淞沪事变、福建事变和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三个师都有参加并且担负重任。这遭到了德国顾问的强烈不满，当时的顾问团团长乔治·魏泽尔就曾经向江结時表示了强烈抗议，并与江结時发生了很激烈的争执与冲突。
所以说穿了，桂永清对于教导总队的大改革还是最符合江结時的战略思想。从最早的黄埔教导团开始，老江一批接一批的把教导部队变成野战部队，他本人的这一思路始终局限在培养强军这一点上，而不是真正的全面提高整个国军的军事素质。所以说老江重视教导部队，这是他的前瞻性，但可惜的是这种前瞻性并不足够。作为中国军队的带头人，老江始终受限于部队战斗力差的现实，所以多少有点饥不择食，一支强军出来就迫不及待的推出去作战。当然当时民国的政治现实，也是逼迫老江发生这样的失误的重要原因。
桂永清上任后，教导总队正式扩为三团制的师级建制。师部直属部队还有军士营、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连、通讯连、特务连、37高炮连、自动车队、卫生队、军官教育总队、军乐排和修械所，并被列为1935年国军整军的第一期整训部队。
教导总队整军后，打的第一仗就是西安事变时的渭南战役。1936年12月13日事变消息传到南京时，教导总队当时正在开运动会，桂永清立即宣布运动会停止，向全体官兵宣布消息，全总队营长以上军官集体要求进攻西安。15日，教导总队就在南京煤炭港上车，开赴郑州。17日到华阴，18日步行到渭南东乡。
12月19日教导总队向渭南攻击前进，炮兵开火射击，交辎学校战车营在第一线展开，掩护总队第1团与第2团进攻，骑兵团则侧翼迂回。上午九点攻占渭南县城，叛军（东北军）向西安退走。此役阵亡士兵39人，负伤50余人。可以说对上东北军，教导总队打的是干脆利落。这主要是因为教导总队是基本完成编练的最高层次的德械师，中国军队根本难以抵御，更何况毫无战心的东北军。
这都要归功于中德蜜月期双方军事合作的成果。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德国当时刚好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这样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其他一窍不通的军人，便成为崇慕德国陆军的世界各国争相聘用的名师。但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但德国军方又希望他们这么做，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国军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归国后能继续在德军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国军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最初中国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但是德国军方觉得这些人名头太过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第一批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三人。这三人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是德国军方高层包括鲁登道夫都器重的总参谋部军官，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序幕。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希特勒很认同江结時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而且坚决反供的立场，同时中国蕴藏的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当时德国战后复兴急需的重要条件。而且中国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希特勒上台之后逐步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也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交往性质逐渐转变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在此基础上，中德军事合作渐入高潮。不仅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这些工业尚未建成之前，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事装备。
当时来华的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是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我曾经说过老江有多么器重他），向委座提交了《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塞克特将军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也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而建议中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当然就非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莫属了。
根据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全国60个师称为整编师。193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由于此时这10个师的德械装备尚未运抵中国，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故称调整师。在这10个师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部队全部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与国军其他师级部队全不一样。
在这次整军中，整理师的概念最早提出。所谓整理师是根据1934年12月整军计划分批进行编组，未轮到编组的部队，根据1932年6月军委会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的四团制师为标准进行整理，故名整理师。这种师编制为两旅四团，师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1个团、工兵、通信、辎重各1个营、卫生队1个、特务连1个。
1936年，军委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确立了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特别是充实团以下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的整军原则。根据这一规划整编的部队称为二十五年调整师（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初步计划1936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
这次整编先从中央系统和东北军开始，中央系统37个师共186个团，除正在围剿红军的一线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改为四团制的整理师。各军师直属的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则集中进行整训。预定中央系统参与整军的135个团中先整编出18个四团制的整理师，再将其余63个团合编为32个团，在此基础上组建8个新编师，新编师基本上以2个整理团合并为1个团。
东北军18个师54个团计划整军为10个整理师（由原来40个团组成）和2个新编师（由原来8个团组成）。
整理师与新编师的差别在于，整理师的各级军官基本还是以原来的各级军官为基础，而新编师则完全打破原来的人事，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混合编组，以彻底清除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国家军队。
在整军过程中，接任塞克特将军的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提出一个建议：各师应当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编制和装备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此外要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10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内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
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抗战爆发之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共计20个师，第三期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在已经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的训练程度也各有不同。其中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第3、6、9、14、36、87、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