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的庆州城内，高岳并非离开，他会同刺史论惟明、神策决胜军使高崇文，及御营都统监军使谭知重，及定武军监军使西门粲等重要人物，开始讨论战后处置事宜。
此次征剿作战，高岳斩党项叛党一万一千有余，当然就首级而言，是无差别的，另外捕虏党项男女先后达七万之多，除少部分分赐给立功的僚佐军将为家奴，其他几乎全然当作东山奴贩卖出去，或配给回凤翔和兴元为奴。
整个庆州东山党项，几同覆灭。
原本权德舆主动要求为高岳做碑文歌功颂德，但权现在还只是进士出身，尚未有授官，故而高岳让进奏院和在京的判官韦平出面，替权德舆奏请为八品太常寺协律郎及凤翔府推官，很快权德舆青衫加身，便心安理得地替高岳撰写《御史大夫高岳平东山党羌碑》，在里面极力吹捧高岳等人的武勋，称“大夫典掌虎旅以来，自南而进，凡战十七，斩首一万有奇，降叛羌七万二千，破叛羌栅二十三、砦八、镇四、县城二”待到高岳入方渠后，“以皇帝命赦羌人，庆阳南北皆平，朝廷大飨赉功”且说：“至此一战，皇唐光威复照大河之曲、朔方之山，东山党羌不敢复逞凶残，白于山南为之一空。”
权德舆撰写完碑文后，高岳下令，将御营右军也即是义宁、定武两军参战随征的幕僚、将官，及参战的高崇文、吴献甫、论惟明所部军将的头衔名字全都刻在其上，而后立在方渠城外的大道边，过往人无不可见。
不久，皇帝的册令传到庆州。
册令褒奖高岳“为时成材，抱厥沉断，儒而有勇，虎步京北”，此次出征“掩鬼神而用奇，越峻岭以制胜”，朕决定正拜高岳为御史大夫，加实封七百户，并前封共为一千四百户，加爵为淇县侯，勋官为柱国，赐高岳妻子为县侯夫人，荫高岳长子（高竟）为七品官阶，其麾下各将，各有擢升迁资云云。
随后皇帝便又让携带册书的中官带话，授予高岳庆州方面的“安存处置”权力，论惟明、吴献甫、高崇文等，必须听从高岳的安排，有任何想法，“与都统监军使谭知重协商，有不决处，即直接使驿卒发书，由京中进奏院呈于朕面前处分。”
在册书附带的别纸里，是皇帝亲手写的内容，内里嘘寒问暖，询问高岳在庆州征战前线，吃的如何，睡得如何，瘦了没有？大有朕不知道该如何疼你的感觉。
高岳在报捷的露布上也附上别纸，详细讲述方渠攻城战的经过，把立功的将士奋战情状也详详细细描绘出来，并称臣身体康健，马上迫不及待就要再度入京，领受陛下新的机宜。
庆州方面的战后规划，高岳也在别纸当中提了一套方案。
他称庆州襟带盐州、京畿门户、渭北，以往虏骑入寇，多由此处马岭河犯邠宁之地，直叩宫阙，后又为东山党羌盘踞，西蕃一攻盐州，叛羌群起响应，实乃心腹之患。臣认为，庆州在汉时本为良家子辈出的北地郡，而今却是党羌聚啸出没之所，为此后的长治久安，非得变更政策不可。
由是高岳建议，在庆州芳池、华池和洛源三地，设立羌屯，以杀牛、白马、树黟三个亲朝廷的蕃落耕殖，高岳特别提出，朝廷度支司可按照军屯标准，给此三蕃落拨给荞麦、小麦、芸薹和棉花种籽，并将俘虏自叛羌蕃落的牛羊，分给他们部分，让他们“立桑田之业”。因高岳认为，先前党项之所以桀骜不驯，除去环境因素外，最主要还是只会放牧牛马，不懂耕田，而一旦有了耕田之业，心才会恒定下来，便易于治理。
另外高岳向皇帝请求，庆州刺史论惟明及以下四千官健，全都纳入盐州驻屯的神策决胜军体系里，此后两千人驻庆州城，一千人驻芳池，一千人驻木波堡，保障南北大道；然后朝廷发给长牒，征集畿内的罪人、下等贫户、游手无业者，共计六千人，集中去庆州其他各县聚屯，当然这群人并非是雇佣的（杨炎之前想要雇佣百姓去北方的丰州搞民屯，但代价太大，故而只能作罢），而是由度支司将无主田地（原本多是党项的牧场，现在旧主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没为官奴）授予他们，并让他们为决胜军射士，准许家属自随，头年和羌屯一样让朝廷度支司拨给耕牛、口粮、种子、农具——最早是国家出资，但不出三年，便可使其自给，如此庆州地界汉羌分居，都有田业，且耕且守，方是长治久安之计。
此外高岳还建议加强对庆州“生羌”的宣化，朝廷在庆州城设立学宫，可选“一二十通经学、懂文义”的学官，以“俸禄廪给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在庆州学宫授课，择选羌人当中温顺的子弟，让他们入学宫就学，成绩优异者可授予官职，或许可参与进士、明经考试，培养“慕华派”，当然高岳也说，佛寺和道观当然也可以在朝廷的支持下，于庆州地界内多多设立。最后高岳主张，陛下赐杀牛族族长“怀安将军”头衔，白马族长“定远将军”头衔，树黟族长“感化将军”头衔，另外三族之男女，统统改为“汉名”，习汉字，学宫传授汉书典籍。
改为什么汉名，高岳都想好了，庆州古来所出的名人，有岐伯、傅介子、甘延寿等，索性杀牛族统一改为岐姓，白马族统一改为傅姓，而树黟族则改为甘姓。由此大行皇道汉化，可成百年之功。
高岳这一揽子方案，递交到京师时，皇帝在紫宸殿内阅览后，全部都没有意见，为了防止偏听，便召来翰林学士陆贽，陆贽自然也没什么意见。
但很快，太常博士李吉甫出面，对高岳建议当中的在庆州设立学宫，传授汉文典籍，进行强硬的反对。
李吉甫称，党项乃是蛮夷，不可信也；而经文乃是国家之典，不可轻与之也。《史记》、《春秋》多兵伐之谋，《月令》中多稼穑之术，《文选》则多有书制檄文的规范，这些如都让蛮夷知道通晓，便会以华制华，如此何异于资敌？
皇帝一听也有道理，便发书把李吉甫的论述告知了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