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年”的概念，是小的时候从父母那儿一年一年地学来的。过去的时候，就说七十年代吧，忙活“春节”，主要是想方设法犒劳那张嘴。因为主食都吃不饱，更不敢说吃得好了，再加上平时副食结构根本不合理。所以，也只有期盼着逢年过节时，计划供应和市场花样能够相对多上那么一点。虽然，那时候每家每户手中的现钱少得近乎可怜，但挨家挨户的父母们，也都会想方设法地把年夜饭，做得一定要符合传统的名堂。而所谓的传统名堂，就是春节的餐桌上，必须要有鸡、有鱼、有肉，一般自家还要炸油条、麻花或藕合，并做一点平时很少自己家里动手的黏糕、枣山、甜点等。若说在这一期间，需要特别煞费苦心的，大概应该是把品种原本不多的蔬菜和肉、蛋、鱼等副食品，要想方设法地做出足够多的花样出来。除了上述过年内容之外，最不能缺少的还有每家每户都一定要在年三十包饺子，而且故意比平时包的还要多一些。因为，按民俗大年初一通常是不能够起火做饭的。关于年初一“不起火、不扫地，不能干这不能干那……”一系列规矩和讲究，我自己觉得其中主要原因，还是这一天拜年的人流不断，若三餐吃饺子，既图个吉利，也图个方便，而远非像老人们说得那样若在这一天忙活着“起火做饭或干这干那的”就意味着这一整年都不会“素净”。
“穿新衣戴新帽”既是过年的讲究，也是进入改革时代后，人们在春节消费中增长最快、最大的买点。未就业成家之前，我通常嘴上不说，但心里总是企盼着借着这“年”的节骨眼上，自己身上也能添加一二件称心如意的行头。成家后至于今，如果说每逢过年总有让我特别棘手的家庭事务，通常不是亲戚世交之间在礼尚往来的琐碎和浪费，而却是为了孩子和老人添置新衣的礼节性负累。好在近些年来，年底工作上的忙碌，可作为借口推托掉妻子每年都会有的纠缠，不再一趟趟地从市区的名店大厦，一直逛到郊区的服装市场了。不过，每当遇到老人或孩子们抱怨衣服太多的根本穿不过来或颜色款式又都不称心如意之际，我自己总觉得，这每年春节凡事都“图新”的传统观念，的确也应该改变其中的俗气，甚至从根本上转变一些观念了。
提到年底工作上的忙碌，其实这不该当成家常里短的话头。然而，每到春节之际，父母唠叨、妻子叮嘱或朋友行踪，都会让你分不清楚许多事情究竟属于私事还公事，例如：每年年底，所谓考核、评比中透出的信息，有些人可能真的不在意其结果如何和对自我将来影响怎样，但愈是亲近的人尤其利益攸关的身边家人、亲戚或领导，却愈发会关心这样一些信息，并从中品出来意味深长。于是他、她或他们可能会从诸多方面会提醒你应该去做些什么事情，无论这弥补处境的行为，是属于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一言以蔽之，就是借助“春节情节”来疏理互通有无的关系而已。民俗和国情在这一节点上，所达到的心照不宣、珠联璧合的程度与风貌，既可说是传统文化的经典范例，也可说是社会生活的疥癣痼疾。
虽然，世界上每一个良宵佳节（无论古今中外），对于热衷政治交搏、经济投机或文化炫耀的人们来说，都始终是天赐佳缘。不过，从社会人文发展的角度去评判，无论现今还是未来，针对这种假借“节日情节”之内外表里中出现的某些症候样的症结问题，人们需要去探讨、去发掘、去褒贬的东西，尚有许许多多。
所谓忙年，或说逢年过节，总给人们思想和行为上带来得诸多忙忙活活的感觉与形象，并不因为而今的年终小长假，而让某些人可以高枕无忧、闭门谢客；或伴着外出旅游等休闲方式的转化，而去转变过年“忙”的内容和性质了。事实上，如同已有了二十余年的“春节晚会”和近些年来影视“贺岁片”，通常都会成为媒体以及公众的周期性社会话题和年度关注焦点一样，这“过年”在国人身心上的忙碌品行和活动内容却也是陋习不改、依然如故，甚至与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甚至和某些书画上描绘的一百年前的现象和问题，都大致相似而雷同着。
（2005年2月8日草。2014年9月6日仲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