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5月24日，在打了将近半个月的嘴仗之后，日方代表团对原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企图彻底绝望。
在中日双方发表了一个言辞空洞的共同友好声明之后，会谈便草草收场了。在送别日方代表团的晚宴上，中方特意赠送了一些小礼物，其中就有皇帝特意交代的＂小金人像＂。日方几乎所有代表都收到一个，甚至还有一个，将转交赠送给没来的首席大臣三条实美。
但这些日本人对底座上的字难以理解，纷纷询问＂奥斯卡＂是谁？却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场的中国人也都是一头雾水。
这些人像不但制作粗糙，全身裸体，造型十分丑陋，而且还不是真金，分明是外面镀上了黄铜，下面的字更是莫名奇妙，不知所云。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件有礼貌的礼物。虽然不明其意，但所有的日本人都感到了一种羞辱。
5月26日，在从天津大沽口返回东京品川港的轮船＂旭日丸＂上，有一个人正在满腔激愤的奋笔疾书，此人就是随团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
他也曾收到一个丑陋的＂小金人像＂，也是唯一一个作为非官方代表而获此＂殊荣＂，但他显然没有感到多少兴奋。＂小金人像＂底座上的那行字更是让他胸口堵得慌：御赐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福泽谕吉。
所以登上轮船的那一刻，便将其扔到了垃圾桶里。这个人像后来被人从垃圾桶里捡出，辗转过无数人之手，直至漂洋过海，zuihou成了美国雕塑家乔治?斯坦利的收藏，他剽窃了这神秘的东方雕塑艺术，于1928年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制作了颁奖礼品，连奥斯卡三字也一并继承。
此时的福泽谕吉深感耻辱，他愤怒的在自己的笔下写道：＂日本虽处亚洲东部，但国民精神已脱亚洲固陋，转向西洋文明，虽常说‘唇齿相依’，但现在的支那、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因此必须谢绝支那、朝鲜等亚细亚之恶友。＂
1882年5月29日，这篇名为＜脱亚论＞的文章在日本＜时事新报＞（产经新闻的前身）全文刊登，随后迅速被其他报刊转载，在日本舆论界和思想界引起了一场轰动。
之前对华外交失败的消息已经到处散布开了，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学龄儿童，都知道由于中国的阻挠，大日本帝国无法在朝鲜顺利发展，再加上这一股＂脱亚＂热潮，一时间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对中国的仇恨。在官方、报纸、书籍的宣扬下，日本底层民众的苦难和贫穷，都被归咎于＂支那的压迫＂。
这股仇恨也转移到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舰队，在愤恨情绪的支配下，一群长崎的市民冲上海边炮台，企图抢夺大炮轰击停泊在港内的中国舰队。而上岸游玩的士兵也时常受到当地人的挑衅。
这次舰队的访日，开始于5月11日，加上一些维修工作，估计要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但鉴于日本当地的复杂情况，司令刘步蟾在请示国内后，于6月4日提前返航了。
整个访日期间，舰队表现出来的实力以及严整的纪律，给了日本人很大的刺激，＜时事新报＞也报道称：“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
前世北洋水师访日后，有一个日本人，名叫小笠原长生，写了一本小说叫＜圣将东乡平八郎＞，在里面胡编造谣说，东乡平八郎亲眼看见北洋水师官兵把衣服晾在大炮上。后来天朝国歌的作者田汉，不分真假，就把这本小说当历史书翻译过来，误导了好几代中国人。而实际上，东乡平八郎根本没有接触过北洋水师，而且当时海军在大炮上晾衣服是符合条例的事情，英、德海军都是这样干的。
就在中国舰队返航的当天，日本政府再一次召开了御前会议。鉴于对华访问的失败，与会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要解决朝鲜问题，必须和中国一战。包括原先持谨慎观点的岩仓具视，在访华外交后，他也加入了强硬派。倒不是因为他被颁发了一个＂最佳女演员＂的小金人像，而是从中方代表的坚决态度中，可以认为中国在朝鲜的政策已经很难改变了，除了战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而一直持中间立场，轻易不表态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也罕见杀气腾腾的要＂与支那决一雌雄＂，他倒是真被激怒了，因为他被转交了一个＂最佳道具奖＂。
唯一能保持冷静的，只有伊藤博文，他对中国异乎寻常的强硬和挑衅感到迷惑。
通常意义下，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罢，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如此肆无忌惮，不留情面。一种是愚昧无知，狂妄自大，对shijie一无所知；另一种则是有所图而存心为之。
但中国之前与法国一场恶战，战场上与外交上都与法国斗得不可开交，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愚昧来形容，所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那难道是故意为了激怒和刺激日本吗？伊藤博文感到既疑惑又担忧。
但他的意见却是极少数，几乎没有人支持他的观点。尤其是大藏卿大隈重信，更是直接出示了中日会谈期间，中国最高议事机构军机处的许多会谈纪要，这些纪要让在场众人极为惊奇，大隈重信对此洋洋得意，声称中国军机处的一位官员，平日里有写日记的习惯，常纪录所见所闻，他万万没想到，其心腹养子乃是日本派去的间谍。
从这些纪要上可以清楚看出中国的狂妄，以及对日本的无知：
其中官员刘坤一说道：“以日本手掌之地，而又土瘠民贫，如欲与中国为难，多见其不知量矣！”
福建道监察御史臣安维峻奏报：“倭夷之在外洋，国小而俗贪。其地，曾不能当中国一二行省之大”。
御史庞鸿书在奏折中也称：“日本蕞尔小国，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弩久虚，必不能于倭日久征战。”
建设部副部长怀塔布认为：“日本弹丸，狡焉思启，皇上挟中国人全力取矢，零以加遗，鼯鼠、螳螂自救不暇。”
军机大臣张之洞说道：“日本甚穷,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严修海防静以待之,中国之兵力财力,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
甚至中国的皇帝也在军机处会议上说，日本区区“蕞尔小国”，挑战中国实在“不自量力”，不值得在乎等等。
这些纪要铁证如山般证明，伊藤博文的担忧纯属多余，连伊藤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但他仍然坚持慎重，认为以中国之大，可以忍受错误，重新来过，而日本一旦犯错，很可能会万劫不复。
同时伊藤博文认为，访华并非一无所获，从与暹罗大臣的会谈中，双方已经隐约有结盟的倾向。应该迅速将这种倾向变成事实，通过对暹罗的支援和武装，使其能牵制中国的后方。
他甚至提出一个包围中国的战略，那就是从日本往下，是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接着是受英国＂保护＂和控制的东南亚各个邦，再到法属交趾支那，zuihou暹罗。
日、西、英、法、暹罗都是立宪或正准备立宪的国家，都是＂西方文明＂。完全可以联成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造成对日本有利的外交态势，zuihou能支持日本的朝鲜政策。
伊藤博文的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作为与扩军备战方案并列的＂文武二道＂，以天皇御旨的形式，确定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随后新一轮的扩充军备jihua也出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