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问道：“这案子，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陆炳说道：“臣惟陛下命！”
嘉靖不由得笑骂道：“你这滑头，倒问起我来了，朕现在是问你怎么看这案子嘛。”
陆炳只是笑笑，他一生经办的案子何其多，这种案子他一眼就看明白了，朱载墱应该是收到了师尚诏的这封信，也看过了，说不定已经毁掉了。
至于说他胆敢起什么谋反的心思，陆炳相信，他既没有这个胆量，又没有这个本事，自从成祖靖难以来，大明对于宗室可谓严加防范。
首先是剥夺藩王们的兵权。成祖首先是通过将藩王从边镇迁到内地来削夺诸王军权。
其次就是削夺王府护卫罗织藩王罪名，借机削夺王府护卫，是朱棣削藩的一个重要手段。永乐元年六月，代王朱桂因上违《祖训》，下虐军民，无君无兄，大逆不道，被革去三护卫，仅给校尉三十名作为随从。因王悔过，于永乐十六年恢复护卫及仪卫司官，应是仅恢复官员设置，而没有给还三护卫。山川社稷祭祀则直到宣宗即位后，方才获允恢复，家财方才给还。
周王朱橚作为朱棣胞弟，也在所难免，由于永乐十八年，朱橚被告发有不轨之事，且被召入京，朱棣刻意优容不问，但已经足够使朱橚战战兢兢。因此，朱橚还国后，立即主动上纳三护卫以示忠诚，朱棣从之。
经过朱棣的一番调教，并且将涉嫌谋逆的亲王夺爵，除去封国，分亲王护卫给郡王等措施下，藩王们已经没有任何兵权了，同时成祖还剥夺藩王们的指挥权，诸王已经不再参与任何军事战斗，原先的军事指挥权也不复存在，彻彻底底沦为了吉祥物。
同时成祖还支持各级官吏们对藩王们对藩王加以监视。本来洪武朝规定：藩王有不法之事，风宪官不得轻易奏闻，庶民更不许告讦诸王，任何触犯者皆处以斩刑。实际上是将藩王置于朝廷监察体系之外，禁止任何人对藩王进行指摘。因此，在洪武朝，虽然诸王多有不法事，在《明太祖实录》中却不见任何上疏弹劾者。
但是到了永乐朝，事情开始其变化了。从前不得被弹劾的诸王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频频被告发，告发之人，有勋贵如曹国公李景隆者，有皇室亲王和郡王，有王府官，有武将，有护卫军丁等，可谓上到公卿下到平民皆可检举揭发。而且，往往一王被数次告发，告发晋王朱济熺者甚至前后达数十百人。
朱棣对于这些告发之人，往往也加以赏赐，甚至明知是诬告，都加以赏赐。成祖不仅不对告发之人加以处罚，反而给予肯定、施以奖赏或擢升官职。比如永乐十七年春正月，告发安定王朱尚炌谋反的西安中护卫百户张诚和小旗孙成也擢升官职，张诚升为登州卫指挥同知，孙成升为义州卫指挥佥事，赐冠带衣服。
永乐十八年十二月，河南中护卫军丁俺三因揭发周王朱橚不轨，而被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且获得朱棣赐名赵诚，可谓殊荣有加。对于能及时告发藩王的王府官，朱棣予以宽宥，以示对告发行为的肯定。如，永乐四年齐王谋不轨，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等引奏齐府教授叶坦等三人，认为坦等不能辅导为善，宜置于法；成祖朱棣因这三人之前曾向朝廷告发齐王不轨事，认为可免于处置。朱棣对告发藩王之人的肯定、奖赏、擢升或赦免，实际上表达了他本人对告发行为的认可和鼓励。
朱棣这么做，后来的帝王们也都有样学样，对告发藩王的人都予以赏赐。形成以地方州县官吏、王府官吏士卒、厂卫暗探对藩王们的全方位监视，王府护卫削夺殆尽，诸王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同时朝廷默认甚至纵容这种告发，不仅王府文官直接承担监察藩王的权力，王府武官、内使和其他杂职人员都构成了对藩王的监察，甚至现在，这些王府官吏虽名为藩王属官，但其实际地位却位于藩王之上，形成了一种名实不相符的局面。这样，王府官吏欺凌藩王的现象也在所难免，且频繁地发生了。
挟制诸王，把持王府、詈骂拂逆等其他不法事、请名请封及选婚等事上进行刁难都是常事，嘉靖自己就出身藩王，对于这些事情心知肚明，他自己也不相信朱载墱真的敢和师尚诏勾结，毕竟藩王尚且毫无权力，何况他这个小小的奉国将军，他们一无兵权，二无政治权力，虽有宗室的头衔，但是处于州县官吏、厂卫暗探、王府官吏的多重监视下，一举一动都被牢牢的监视着。
就像这次的事情一样，朱载墱前脚收到师尚诏的信，后脚锦衣卫就已经查知，事发不可谓不迅速。
听了陆炳的话，嘉靖内心是同意的，他自己也是藩王出身，这些事情怎么会不了解呢？就是换了他自己，若是师尚诏给他写一封信，他是藩王，又能怎么办？真的交给有司？别扯了，这种事情，一旦沾上，你怎么说的清楚？就是换了嘉靖，最好的办法就是秘密将这封信销毁，连同报信的人一起处理掉。
只是很可惜，现在朱载墱这事已经闹大了，三法司和厂卫接触，圈禁凤阳高墙，已经算是对他最好的结局了。
嘉靖思索了一会，对陆炳说道：“朕想朱载墱并没有反意，只是收到了师尚诏的信，不敢将它交给有司罢了。眼下重要的事情，就是严令地方捉拿此獠，一旦拿捕，验明正身之后，即行正法，不得延误。至于此案，不要大动干戈，若是朱载墱与师尚诏并无勾结情形，就不要扩大此事了。”
陆炳当然对嘉靖的意图十分明白，领命之后立即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