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这次主动召见洪恩，询问佛门现在的想法。洪恩现在明白，朱载坖绝对不是玩虚的，这些士子们有多难缠他是很清楚的，朝廷派来的官吏都把他们毫无办法，但是朱载坖就不管不顾，抓的抓杀的杀，佛门要是想和他硬顶，无异于自取死路。
但是要佛门真的按照朱载坖所规定的除了每名有度牒的的僧侣可以拥有五亩土地之外，多余的土地都要上缴给朝廷，这是佛门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洪恩于是向朱载坖大倒苦水，说明佛门的这些土地并非都是不法所得，而且佛门也有很多苦处，说到伤心处，洪恩法师甚至泪流满面。
朱载坖不由得笑着说道：“法师，孤给你一刻钟时间说明此事。哭？哭也算时间哦。”
洪恩赶紧把眼泪擦干净，向朱载坖叙述起了佛门的这些苦处，主要是是倭寇猖獗，不少寺院也被倭寇焚毁，寺院的僧田就被佃户们给霸占了。
在一些原因下，田产归属不明确，引起寺院与民众争田。如杭州府龙井寺原有赐田十余顷，但在嘉靖三十年，寺毁僧散，使得这些寺田没于佃户，而僧食贫。后寺僧探访到赐田在海宁三十二都十图之方家圩十一图之唐家湖者，凡一百六十四亩，久为佃户陆乔朱仕等所据，讼之官而还之，官断亩除粮差外，岁给租二斗以为常。寺僧虽然通过官府找回被占之田，佃户则付给其一定租税作为补偿。
而且随着朝廷用度的不足，寺院的赐田被伺机征税。明初太祖在南京敕建了五所国家寺院：灵谷寺、天界寺、天禧寺、能仁寺和鸡鸣寺，并钦赐田地；成祖时期修建了报恩寺与静海寺，亦赐有田地。按照法度，这些赐田是免征赋税的。
然而这些国家寺院的赐田到后来渐失保护，至成化年间，因水灾之故，天界寺的赐田被官府劝输米二升，之后这一规定遂成定例，相沿不改。
又如报恩寺原赐芦洲内田二十九顷五十八亩，被芦政委官指为丈多之洲，升入芦课，加以征税。官府、官员对寺院的管理越缺乏公平公正，为了加派赋税，甚至会编造一些理由压榨寺院。
而且，寺院相对于百姓，在官府面前确实有优势，但是面对真正的豪强，寺院的田地一样也保不住。寺院的赐田被豪势之人阴据，他们沿袭钦赐名色既不给国家上税，也不给寺院交租，寺院也是有苦说不出。
朱载坖闻言只是冷笑，虽然洪恩没有说是哪个豪强，但是朱载坖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在南京，胆敢公开侵占太祖赐给寺院的土地，恐怕除了魏国公府也没有其他人了，毕竟魏国公府连长公主的府邸都敢图谋，区区寺院的土地，占了也就占了，就是把官司打倒御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更要命的是，由于地方官府已经开始逐步向寺院的土地派粮，寺院须承担赐田赋税，包括被他人阴据的赐田，由此寺院身陷承担赋税却无田租的两难境地。
而且随着沿海地区频繁遭到海寇的侵袭，地方官府为筹集军费，寺田被纳入征军饷的范围，尤其沿海一带更甚。比如胡宗宪这浙江规定：每亩征银二钱，饷得一钱二分，而以八分输纳粮。
而当寺田被豪势之人占夺后，寺田的收益也随之被豪强占有，但纳税充饷之义务还是得由寺僧承担。寺院没有田地却要承担赋税、饷额，寺僧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其生存状况亦随之困顿。
朱载坖听了洪恩的话，只是点点头，洪恩的话，肯定有些确实是真的，比如豪强侵占寺田，这些事情肯定是存在的，但是真的像洪恩说的那么厉害吗？朱载坖觉得未必，他只不过是要夸大寺院的难处，好换取朱载坖的同情罢了。
寺院要是这么难，百姓也不会挖空心思去弄一张度牒来了，这些话听听也就罢了，认真你就输了。
朱载坖并不完全相信洪恩的这些话，他也已经命浙直总督赵文华调查过浙直等处的僧田情况，发现也有很多奸僧、寺院隐匿田产，浙江嘉善一县就有众多田地被僧人隐占。
朱载坖直接将赵文华的书信念了出来：合嘉善二十区论迁西一区，独影射嘉秀田七千余亩。以迁西一区论出月二圩系天宁坐庄，独影田四千余亩。则奸僧之为弊根可知。但此外势豪隐占亦不少。以故借富僧之力，抗拒累世，岂真两邑上下尽为一秃奔走乎？但奸僧欺隐最多，实为罪魁。
朱载坖问道：“天宁寺在嘉善占据隐匿众多田产，总归是事实吧？法师也不必把佛门说的这么惨吧？”
朱载坖将赵文华、唐顺之、赵贞吉等人调查出来的种种寺院的不法事罗列出来，有些奸僧唯利是图，压榨佃户，比如崇兴寺的僧侣弘熙等人欺负佃户弱小怯懦，私自对其加租，让佃户苦不堪言。还有百姓与僧人联合躲避赋税的情况。
况且寺院的豪奢是天下皆知的，朱载坖随意举出一个例子，如修建万圣阁，乃用紫檀八百两，造菩萨像，装饰以黄金、丹砂、珍珠、琉璃。端严瑞相，工妙天下。并刻诸天十有六尊，庄严毕备，为大殿以居之。规模雄伟，动人心目。费钱凡三百万，毫累铢积。阅二十年，厥功乃就。
三百万钱，是什么概念，以一贯折银一两来算，就是三千两，大明正一品月俸87石，折银不足22两；七品知县月俸米7.5石，折银不到2两。
朱载坖问道：“孤说的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吧？佛门要是真像法师说的如此困顿，怎么有这么多钱粮，修建寺院，树立佛像呢？”
三千两银子，还是仅仅一座佛阁所用的钱财，要是按照朝廷开出的赏格，可以买六百个倭寇的人头了！
朱载坖说道：“奉佛之道孤不能知，然汝佛门之豪奢，孤已尽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