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朱载坖也很清楚，仅凭工部节慎库的银两，是远远不足以支付重修三大殿的费用，开什么玩笑，三大殿就是在国初的时候，也是极为浩大的工程，何况现在国力远远不足国初。
所以朱载坖不得不上疏嘉靖，提出自己的看法，首先就是增加海运漕粮，去岁海运十八万四千石漕粮，损耗极小，朱载坖建议增加海漕运量，建造更多的沙船和战船，壮大水师，扩展和王直的贸易规模。
其次就是增加从倭国购得的铜的数量，铜现在对于大明来说极为缺乏的物资，不光是铸币需要，朱载坖铸造重炮也需要大量的铜，对于朱载坖来说，铜可以说的是是战略物资了，所以肯定要从倭国增加铜的进口量，而据王直的了解，倭铜一百五十万斤到二百万斤左右是轻声可得的，铸钱铜一斤铸小钱一百六十文。一百万斤就是十六万贯。
除了倭铜之外，大明产铜最多的还在云南，但是现在云南只不过是蛮荒之地，朝廷对于云南的统治仅限昆明附近，对于各个部落，更多的是羁縻的状态。
据朱载坖查阅资料，朝廷在云南直接能够控制的仅二十个州府，治于滇池。分迤西二道，曰金沧道、曰洱海道，领大理、永昌、鹤庆、蒙化、楚雄、武定、永宁、姚安、镇沅、顺宁、丽江、景东等十二府；分迤东二道，曰安普道、曰临元道，领云南、临安、澄江、寻甸、广西、广南、曲靖、元江等八府。
剩下的地方，就都是羁縻的少数民族了，朝廷在云南共设设羁縻府二、宣慰司六、宣抚司三、土州四、长官司二。云南出产铜矿，不过眼下产量并不高，矿课为三十抽二，云南铜价为银三两市铜一百斤。以路南州每年铜课230两计，需生产铜11.5万斤;以遇闰247两计，则需生产铜12.35万斤。以全省每年铜课700两计，则需生产铜35万斤。
这个数字简直是在开玩笑了，朱载坖很清楚，开采铜矿是暴利，怎么可能只有这点产量呢？云南盛产铜，而贩铜的利润巨大，有为利益驱使而偷采者，并竟然走私出境，这个事情，在大明是极为普遍的，云南按察使司就曾经奏报说：云南路南州铜坑，往往为奸民窃发煎卖，以资交阯兵器。请移文所司封闭，免其课岁，仍给旨意榜文禁约，有犯者，发烟瘴地面充军。
但是效果并不好，而且云南的情况很复杂，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土司们来说，朝廷的命令是远远不如黔国公的命令好用的，现在现在的黔国公府，和朝廷关系又很微妙。
这事是朱载坖从锦衣卫打听来的。嘉靖二十五年，黔国公沐朝辅去世，朝廷照例命令他的儿子沐融袭爵之外，还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沐融过于幼小，不能履行起来镇守云南的职责，而云南地处南夷，镇守总兵官万不能缺少。这种黔国公幼小不能履职的情况不止一次出现过，就在嘉靖十五年，沐朝辅袭爵的时候，就由于幼小不能理事，朝廷就把云南的事务交给抚按官负责，直到沐朝辅成年，才重新行使权力。
但是沐朝辅的夫人陈氏奏：融甫四岁，乞照先世沐琮、沐璘例，准令融承袭祖爵，赐以优给，而量授朝弼职衔代镇。待融出初日，具奏定夺。
这个事情在大明也不算离谱，勋臣借袭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云南这样的边关重地，黔国公身负重任，总不可能让一个四岁的孩子挂印出征吧？所以朝廷也就答应了这件事情，令沐朝辅的弟弟沐朝弼暂时代理黔国公的的职务。
嘉靖二十八年十月，还没有成年的黔国公沐融突然亡故。对此，嘉靖可能有了一丝警觉，在明令沐融的弟弟沐巩袭爵的同时，还特地加上这么一句话：令朝弼同抚按三司官护视巩成长，奉请领镇
嘉靖已经意识到，这位小国公的离奇死亡可能并不那么简单，为此，他特地下命令让云南官员和沐朝弼共同保护这位新任黔国公。
没想到千算万算还是还是出了差错。嘉靖二十九年六月，故镇守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勋妻李氏奏：故庶长男朝辅次子巩蒙许袭祖爵，不幸四岁而孤，为庶次男朝弼所忌，常百计凌逼之。弱母幼儿，朝不保夕。乞如五世祖沐琮例，遣官护巩赴京，待其成长领镇，少图报效。
这下嘉靖和朝廷震怒了，虽然李氏在奏疏只是说常百计凌逼之，但是嘉靖很清楚，之前的小国公沐融可能也是死于非命。
嘉靖当即下令：沐巩孤幼，情词迫切。其令锦衣卫千户将巩母子行取来京，俟巩年长还镇。
至此，各方都认为自己已经完美的解决了这一事件，嘉靖很满意，因为他保护了黔国公，李氏，陈氏很满意，因为她们的孙子儿子保住了爵位和性命。
嘉靖觉得，沐朝弼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直接对抗朝廷。
嘉靖显然误判了沐朝弼的胆量，朝廷这边刚把接沐巩的人派出去，就接到了一封发自云南的公文。五岁的黔国公沐巩突然病亡了，沐朝弼同时请求把李氏留在云南奉养。八个月之内，连着死了两个黔国公，还都未成年。联系李氏之前的上奏，这下傻子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嘉靖大怒，当即召集辅臣、部臣、勋臣们商量此事，没想到最后得出的答案让嘉靖更加屈辱：议者以远臣事可恕。翻译成白话就是，天高皇帝远，你想管也不一定管的了，索性就装糊涂过去的了。
沐朝弼无疑是挑战了嘉靖和朝廷的尊严，但是嘉靖偏偏还把他没办法，因为嘉靖二十九年爆发了庚戌之变，比起远在云南的沐朝弼，近在京师的俺答显然威胁更大了。
等到嘉靖处理好庚戌之变的事情，沐朝弼已经把事情做到木已成舟了，嘉靖也只好捏着鼻子认了，但是自此朝廷和黔国公府的关系就很微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