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当然明白江东的意思，现在的大明，已经不复国初的进取，上至皇帝，下至于边镇的将帅，对于蒙古人早就心生惧意了。对于嘉靖来说，只要把蒙古人阻挡在边墙之外就行了。
而对于边镇的督抚总兵们来说，可能更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他们对于蒙古人的要求就更低了，他们对于蒙古人的要求就是只要不太过分就行了，哪怕攻破一些小县城，掳掠一些财物人口，在奏疏上都可以成为微不足道的损失，地方官员们能够将此事遮掩过去。
开中法的废弛确实导致了边镇的粮饷不济，江东以山西镇为例，山西镇现有军额58526，每年的军饷由屯粮二万八千余石，折色银一千余两、民运本色米豆二万一千余石，折色银三十二万二千余两，淮、浙、山东盐引银五万七千余两，河东盐课银六万四千余两，京运银十三万三千余两；客兵，京运银七万三千两构成。
原本山西镇的军粮由开中法的商人运来，但是现在开中法尽皆废弛，江东不由得感叹道：“殿下，天下之事贵乎正本清源，盐法在祖宗之时最为严密，边方有警，一行开中商人趋赴，由此刍粮充足，事无废弛。近年以来王府遂食盐之请，织造开卖盐之端，此等一得关支，辄假钦赏钦赐名色附带私盐，漫无纪极，横行江湖，侵夺货卖，公法大坏，奸弊日滋，官盐阻滞，商人不应皆是故也。”
自弘治实行纳银开中以来，边镇的军粮就日渐紧张，边镇物价腾贵，士卒苦不堪言，虽然朝廷发给的军饷没有变化，但是物价的腾贵使得士卒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还是以山西镇为例，现在实行纳银开中，盐课银六万四千二百五十九两，岁派盐一十六万四千三百九十一引，折银五万七千八百三十二两，在在此之前，仅威远卫及偏头关招商中盐五万引，每引米豆三斗，长芦盐一万九千八百四十九引，每引米豆二斗五升，偏头关淮盐三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引，每引米豆六斗，浙盐五万引，每引米豆四斗，这些商人运来的粮食，足够士卒们军粮。
而现在虽然有银子，但是山西粮价腾贵，本省接济困难。山西地区农作物生长环境较差，灾害多发，加之民众而地狭，故多贫，长期的自然灾害使得山西的百姓自身都非常贫穷，接济军粮，供应大军更是无从谈起。
而且军费与官员、宗室各项支出不断增加，加重了税粮负担。尤其是山西的藩王众多，宗禄就成为了山西沉重的负担，除了宗室的禄米之外，宗室占据的良田，肆无忌惮的投献和兼并土地，也使得百姓的生计越发困难，朝廷的税粮根本难以如数征收。
而由于开中纳银，军士想要购买粮食，需要支付过去数倍的价格，即便如此依然供不应求。除此之外，还有官商勾结操控市场、部分商人投机取巧谋取重利等行为。
而由于受战争、年景丰歉等因素的影响下，粮食价格也不断波动。如荒年粮贵，一月饷银不过籴米斗余。而朝廷的饷银则是经常拖欠，最离谱的时候，宣镇缺饷五月、大同七月、山西十八月。自虏酋发难以来，防边追逐饥渴疲劳，又值荒岁，银一两籴米三斗。
在这种情况下，边镇连士卒的军饷和军粮都难以保证，对于骑兵，更是兴致缺缺。朝廷现在也是捉襟见肘，根本不可能为九边再提供更多的支持，自从折银以来，九边的军饷激增，嘉靖八年，山西镇的军饷还是90168两，到了嘉靖三十二年，已经激增到838325两，开中纳银所增加的收入还不足以抵消边镇军饷的增加。
随着粮食补给不足、官商操控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供不应求的情况愈加普遍，致使粮价飞涨，朝廷为解决军粮不足只得加大年例银的派拨。而“银多粮少”又使得货币贬值引发通货膨胀，粮价飞涨，反而使得士卒们更加赤贫，多数将官不仅缺乏军事指挥才能，还热衷于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克扣、侵贪军饷，普通士卒的温饱问题难以解决致使逋逃现象靡然成风，这令承担拱卫京师重任的山西镇日趋衰败。
九边重镇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
江东和朱载坖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向朱载坖说明朝廷现在的窘境，马政重要吗？重要，但是和九边安宁比起来，那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江东此来的目的，就是想和朱载坖说明现在的情况，他作为兵部尚书，维持九边防线是最重要的事情，一旦九边出了问题，那他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丁汝夔，所以江东不可能答应朱载坖的计划，当然，他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支持朱载坖，支持蓟镇和李成梁部。
说白了，江东此来，不是和朱载坖讨论什么马政的，而是和朱载坖谈条件了。朱载坖当然也明白江东的意思，当下就说道：“本兵说了这么多，但是孤想，以大明之大，总不会三千骑都养不起吧？何况是这京畿重地，三千骑用于拱卫京师，支援蓟镇，也是应当的。”
对于朱载坖的要求，江东表示理解，而且他也知道，李成梁确实还算九边的后起之秀，马芳都对他极为赞赏，称他善于统帅骑兵，三千骑交给他，至少可以成为一支可用之兵。
江东说道：“殿下，以臣之见，从太仆寺拨出马匹一千，作为驮马之用，兵部再马价银二万，以供赴辽东买马，足够李成梁部所用了。”
对于江东的提议，朱载坖觉得也算不错了，所以朱载坖就答应打来，同时再从兵部要了马草五千束，以供军需。谈完了正事，朱载坖和江东开始闲聊起来，朱载坖谈论到了九边的家丁问题，现在九边的将帅，多豢养家丁，朱载坖对此还是极为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