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历经秦火战乱，汉初的儒家经典大都没有了先秦旧本。今文经指的是汉初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者孔子故宅墙壁间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
两者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有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把孔子视为托古改制的先驱；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把儒学和现实结合起来；其中以董仲舒、何休为代表，最看重《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把孔子视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解释古文字义的训诂学，和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其中以刘歆、贾逵为代表，最看重《周礼》。
两者在学习经典的顺序上有不同，而之所以今古文经学在学习经典的顺序上有不同，只因为两派对于孔子的定位不同。今文经学把孔子视为教育家、思想家，所以将五经的顺序定为《诗》《书》《礼》《易》《春秋》，由浅入深；古文经学把孔子视为史学家，将五经的顺序定位《易》《书》《诗》《礼》《春秋》，按时间顺序排列。现代的学者认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可以做到很好融合的，在当时争吵得那么激烈，实际上就是功名利禄之争。
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的官学。后来，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繁琐，到了西汉后期日渐衰落。同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把古文经学立于学官，东汉后期逐渐形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汉代末期，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中的学说，今文、古文之争才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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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流传删益，到了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85篇本和49篇本。前者篇数多，于是起名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少，于是起名为《小戴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戴德和戴圣各自的选辑本原貌。
东汉经学家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49篇的“记”的选辑本，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逐渐得到世人的尊重信奉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
到了唐朝，国家设置科举，把近20万字的《左传》和10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5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的文字比较流畅，难度较小，而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清，《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礼记》从一个附庸变成了大国，而《仪礼》这个往昔大国却日渐衰落了。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礼记》越来越受到重视，《仪礼》越来越被漠视，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因为《仪礼》记录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渐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仪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得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秩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不容忽视的重大方针。这也是《礼记》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于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
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和《孟子》比肩，而且要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从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这样的史实本身，就值得世人注意。
《礼记》这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有专门记录某项仪节的，题材和《仪礼》相近，如《奔丧》《投壶》。
有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它们是分别解释《仪礼》中《士冠礼》、《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仪》、《燕礼》、《丧服》各篇的，和《仪礼》的关系最为密切。
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