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摘录:
1622年气温回暖,安徽舒城大雪,自冬历春深逾丈,穷民冻死者甚众。
1624年河北卢龙、迁安、玉田,秋八月望,大风雨,冻死人民甚众。平乡,春大雪。山西长治冬,平顺大雪三昼夜,树尽折。山东文登、荣城,瑞雪三尺。
1628年上海松江连续三年见雪。陕西冬木冰,户县、周至,三伏无雨,冬大雪,牛羊多死。绥德、榆林、延安,十二月,草木冬华。江南多地大寒,冬,池河鱼冻死。湖北仙桃捡鱼者亦冻死。
1630年大寒,多地大雨雹。湖北广济,大雪雷;当阳,有虎噬人。
1631年大寒,雪雹冻死人畜无算。山西十一月,河冰坚可渡。
1632年天寒,南北多地大水。江苏镇江、丹阳,六月天甚寒,人多衣棉。
1633年北京正月辛亥大雪,深二丈余。江苏高淳,冬树冰成甲胄,越旬解。江西景德镇,积雪自十月至次年正月,行路断绝,冻馁死者无算。河南冬十月,黄河结坚冰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二十余支,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黄河者。禹县,冬异雪弥旬。
1634年江西、河南、云南大旱。安徽野鼠数百万自北渡江而南。山东历城、昌乐、安丘、淮坊,春雨雪。临沂、莒县,九月大雪。江苏多县四月雨雹。浙江大水。杭州正月大雪。广东从化、韶关、乐昌、仁化、大埔、五华、兴宁,正月大雪数日;从化、韶关两地雪深一二尺。
1635年北旱南水,飞蝗遍野,多地大饥。山西十二月虎涧河结冰桥,河南开始黄河冰结如石。
1638年夏两京大蝗。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大旱、大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大水。湖南大寒大冻。
1639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大旱、大蝗、大饥。八月,白水,同宫、洛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福建、广东大水。
1640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大蝗、大饥、大饥。浙江、三吴大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
1641年全国大旱、大蝗、大饥、大乱,人相食。
1642年旱、蝗、水、疫。
1643年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山东、东上海、江苏、安徽、冬多雷震。湖南、云南大旱、广东大水。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造成明末天寒的原因除了自然气象变化外,也有今人说谓“雾霾”天气(粉尘)的因素。事实上,雾霾并不是今天的特有气象,而严重的雾霾可以造成天气的降温。17世纪前半叶,中国“雨土”频次与同期冬温指数形成极大的“剪刀差”,其间,“雨土”次数和冬低温指数都达到自1500年以来的最大值,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在此之前,明亡恰恰就出现在此间。第二,明末天气骤冷还与同期的太阳黑子变化相关。“当太阳黑子存在时,气温上升,太阳黑子消失时,温度便会下降。”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WillSoon博士研究发现:“从1645年开始,持续到1715年,这期间没有观察到太阳黑子。这就是著名的小冰期。”从1420年至明亡的1644年,全球经历了太阳黑子较少的“史波勒极小期”51和“蒙德极小期”52,同期中国与全球气候一样变得越来越冷。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史波勒极小期”向“蒙德极小期”过渡“温暖”带上,而明亡恰恰就出现在后一个即“蒙德极小期”的最底端,此间为太阳黑子数量最少、气温极冷期,(参见图4)同期欧洲还发生了几乎欧洲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且空前惨烈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3月入北京。3月19日,崇桢皇帝自缢,明亡。是年,明朝气温也近降至汉以来的最低点。此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接近它的终点。汪荣祖先生从“天时”的角度对明亡的原因作出评价:崇祯诚非亡国之君,诸臣亦未必深误其君。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