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崧年继续阐述女权的由来。
他说：“恩格斯主要是应战的论文，他必须用历史唯物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所以采用的是孟德尔《古代社会》这本书作为论据。他的主要观点是母系变成父系社会是因为私有财产制度和生产力的发展，家庭这个词不关爱情的，而是关乎财产。也就是女性是男性的财产，家庭就是女性的归宿，而男性对女子有任意的权限，实际上就是奴隶，或许女性与掠夺来的财富有关联。”
张崧年继续说：“说到女性解放的问题，恩格斯做了阶级的区分。认为资产阶级女人的地位不是独立的，因为她们是花瓶；无产阶级女人因为要做工，所以比较少的有夫权的残留。女人的彻底解放平等，就必须抛开家庭内的生产，参与到家庭外的生产。而家庭内的生产最好有公共机构负责。共-产主义后期的夫妻关系，就只能以情爱为基础。恩格斯不再推断了，说是后代们怎么选择，不是他的任务了。”
袁三总算听懂了一些。普鲁东的社会主义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大生产理论，男人女人普罗大众都依附于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大生产方式，家庭实在是一个累赘了。
她问到：“为什么不退回到小生产时期呢？”
张恺荫奇怪她能够问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你这种是保守主义的说法，马克思认为人类从封建到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这是没有办法倒退的。是人民推动这个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业革命，也就是生产力。普鲁东的小生产理论，认识不到生产关系，只是认为人创造了产品，看不到在生产过程中，也创造了生产关系。大工具的效率，自然也就需要大的生产关系，从而产生政府等权力机构。权威的指挥，是大生产的要求。这些大生产和生产关系，社会要加以利用，创造财富。只不过是由工人们组成政府来管理了，是整个社会的财富生产单位。”
比尔李国豪是经典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受教育者。他说：“我对于这种转换的意义是持怀疑态度的。由私人资本操纵大生产组织；由工人团体管理大生产组织看不出在技术方面有什么不同；但这种转换却预示着对私人财产的不断的剥夺，交给所谓工团或者所谓国家。”
袁三困惑了。张崧年觉得这个问题是混合了阶级的观点的女权主义，所以超过袁三小姐的理解能力。他解释到：“从逻辑分析上解释婚姻和家庭，罗素先生说的比较自然一些。两性婚姻实际上是为了抚育子女，女子的忠贞对于男性的血统更有意义一些罢了。所以婚姻是法律意义上的，并不是真正的人权意义上的。西方所有法律都是在自然人权之后的，家庭在新教教义、工业革命和思想解放等作用下，实际上是衰弱了。”
袁三有些明白了。张崧年继续说：“罗素的研究结果是：在美国的变化就是上层人士资产阶级的家庭是稳定的，底层和中层的家庭是不稳定的。这点与恩格斯的推论一致，中产阶级女性中，家庭革命的要求比较高。而在苏联是相反的，上层人士的家庭破裂较多，而底层农民和工人家庭还是很传统。这就说明现代文明人的家庭比较倾向女权，走向家庭消亡。你可以想一下，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家庭是天主教等保守宗教，也没有经济压力，本来家庭压迫也不大；苏联上层接受革命理论了，比较注重女权。但下层民众还没有接受很深的革命理论，只是接受了经济共产主义而已。”
袁三总结一下说：“所以，安娜其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是冲破政府、宗教和家庭的不平等，冲破各种教条么？那么江亢虎的理论似乎更为彻底一些了。”
袁三是知道江亢虎这个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他是社会党的创始人，也因为他与父亲袁世凯合作过，也斗争过，被父亲赶走了。她是后来研究父亲的时候，才知道的来龙去脉。这里还有宋教仁等人的国民党，黎元洪、张謇、梁启超、汤化龙、伍廷芳、那彦图、熊希龄等三党和并的进步党等等，他们都是当时的大党魁之一。
张恺荫说：“江亢虎的‘三无’是比较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之一了。无政府主义一般都是以社会主义为目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江亢虎的社会党是最早的了，包括李大钊先生也是早期的党员，负责天津支部，那是大钊先生还是一个青年学生。”
张崧年说：“无政府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很多，江亢虎说他有200万党员，不是吹牛。只不过既然是无政府主义，所以也没有什么权威体制，江亢虎只是一个牌牌。各地都有一些联席会性质的支部，是准备议会选举的联谊机构，比较像美国现代的党派。”
强霖是知道这些的，那时候张静江等大佬也是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也叫自由主义者。当然这些社会主义，有的也可以成为共-产主义，以是否集权计划经济为特征。
但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采用的是不对称武装，实际上就是暗杀等恐怖主义。孙中山的革命党中，就有很多这种人，包括秋瑾、蒋中正等。辛亥革命后期的陈其美、王亚樵等人，仍然采用恐怖平衡的策略，对付袁世凯。后期伍豪的红队，也是受这种恐怖理论影响。但北方没有这种理论，北洋还是比较大气的。
当时文人中有陈英士不死，恐怖不已；袁世凯不死，宪政不行等话语。被大家气场所咒，这两人都死的都很早。
不过，普鲁东的契约经济合作的社会主义，不算这种计划经济体系，是普鲁东的无政府社会主义。
张崧年回答完了袁三女权的问题，就回到红党历史当中来。
他说：“早期红党的创立，是张泰来作为翻译，带着共产国际的人找大钊和陈独秀先生商量。后来陈独秀先生到南方，我就帮助协调陈独秀和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实际上比较客观些，由于是用社会党和共-产党这个名词，是大钊先生比较坚定的确定用共-产党这个名称。大钊先生是共产-国际的坚定支持者，陈独秀是比较独立的知识分子。但独秀先生名气更大些，弟子也更多，南北都有。”
张崧年继续说：“这样就有了北京的小组，主要是一李三张，还有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上海的是李汉俊和俞秀松等人，广州是谭平山兄弟和陈公博。至于后来进来的一些人，我就不太清楚了。我自己到法国去了。在巴黎我介绍了伍豪和朱德入党。伍豪是刘清扬在觉悟社的小兄弟。我和陈独秀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一般不驳回我发展的成员。”
强霖总算明白张申府和后续红党三要人：朱、毛、周的纠葛。
张崧年说：“后来四大会议上，我就与张泰来、瞿秋白等人吵起来了。恺荫没有参加那个会。我是不赞成与国民党合并的，但是他们都认为是必要的手段。瞿秋白还举例子说，在广州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印共-产党公章，在北京就不行。完全堕落成了一个权力争夺的谋略集团，不是一个社会理想大聚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