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经“党锢之祸”后，宦官越发势大，我出生的那一年朝廷内发起了一场朝臣向宦官的全面进攻，这件事就是我要说的那件可能很重要的事。
宦官弄权，是大汉灭亡的原因之一，我出生那年的这场残酷斗争最终以朝臣的失败而告终，这似乎宣告了汉朝灭亡的不可避免，也似乎预示了我必将步入乱世，开始一种特殊的运命。
这一年之后，十常侍更是翻云覆雨，一场场乱事便相继而起，著名的黄巾起义正是在其后的184年爆发的，它接续的就是此起彼伏的各族造反。
最有意思的是这场斗争的主角之一就是曹公的曾祖曹节，曹节加速了东汉的灭亡，而他的孙子在几年之后却跳出来收拾了这场残局。
179年四月，东汉著名的能臣、直臣阳球如愿以偿地出任了司隶校尉，他在此之前因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贪残害民就曾大发愤言，称：“若阳球作司隶，曹子安得容乎？”因此他一上任即大刀阔斧地拿宦官们开了刀。
阳球的第一个目标是王甫，其原因有三：一，王甫跟曹节一样，都作威作福横行霸道，都父子兄弟门生纷纷为官，盘踞一方，残害百姓；王甫有养子王吉暴虐更甚，他为官五年竟杀人过万；二，其时恰好有京兆尹杨彪告发王甫门生贪赃七千余万；三，王甫恰好“休沐里舍”，也即休假在家，而依附于他的太尉段颖恰好刚因为日食自劾，不在朝中。
阳球趁此机会搜罗王甫等人的罪状奏明灵帝，立刻将王甫、段颖、王吉等逮捕入狱。阳球虽为能臣直臣，然而性格不足，他为人急躁，严苛过度，他就因为此不能保留战果，最终将自己也搭了进去。
阳球亲自拷问王甫等人，史称“五毒具备”，王甫父子遂被他拷打而死，而那作战勇猛，爱兵如子，素立战功的段颖也终因为晚节不保投靠宦官而畏罪自杀。阳球在最初阶段大获全胜，但他实在不该过于心切，求以全功，求于一时，他迅即就将矛头指向了第二个目标——曹节。
曹节不同于王甫，他早在桓帝之时就已经得宠，后来又有迎立灵帝之功，他既能劫持窦太后与灵帝，矫诏杀死密谋剪除宦官的太后之父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既能够联合王甫等发起著名的第二次“党锢之祸”，达到权倾内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他的头脑能力势力当然就非同一般。
在王甫事件上，曹节似乎并无激烈的反应，宦官们说起来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当阳球明确地将目标对准曹节的时候，他就无法安然就坐了。这种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得已曹节立刻进行了反扑。
他的第一招是利用灵帝对他的信任，大进谗言，他尤其提到阳球为官酷暴，不近情理，不宜担任司隶之职，因此灵帝立刻下旨将阳球调任了卫尉。由这一结果可知，曹节对灵帝的影响莫大。而那阳球到此时还不清醒，他叩头流血请求灵帝再给他一个月的任期，以便能“令豺狼鸱枭，各服其辜”，但是他得到的却只是一顿抗旨的喝斥。
——这岂是一个月二个月任期的事？
将阳球调离司隶之职只是曹节的第一步，他接下来就要寻找机会大施杀手了，曹节远比阳球更为稳健，更善于等待。
本年十月份，司徒刘郃、少府陈球等密谋诛杀曹节等人，曹节获悉收买了陈球岳父程潢等人尽得刘郃等所谋，于是曹节随即以刘郃等交通诸王，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刘郃等人告了上去。交通诸王自古是帝王大忌，帝王们所怕的也就是图谋不轨，因此灵帝大怒之下立刻下诏命将刘郃等一律处死。
谋诛宦官的名单中就有卫尉阳球，阳球等事未等发就先被人栽上了一个谋逆的罪名，到了此时灵帝哪管什么真假，眼见得阳球也是不得活了。
阳球随即也在此年冬死于狱中。
读史之人每独到此处都不免唏嘘不已，深为阳球等的慷慨壮烈而感动，然而我独独不以为然。我司马懿一生如狼般孤傲地行走，但从来不去做盲目的理想主义者，我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与曹氏斗，与诸葛斗，与天下斗，与自己斗，但我从来不去做无妄的牺牲。
我司马懿不是没有道德感正义感的人，十常侍的恶行我也深恶痛绝，但我的对敌从来不只凭正义和理想，我更注重的是技巧，更看重的是结果。我当年力不能敌过曹操，智不能胜过诸葛，但是在与他们的斗争之中，我无疑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我何以能胜过他们？何以能在一生中鲜有败绩？我所凭借的就是我出众的技巧和坚韧的等待。
阳球在势不能敌，所得到的宠信无法胜过曹节等人的时候，他最应该做的就是等待。在等待中积蓄力量，寻找机会，准备技巧，然后在合适的时机一举将对手拿下，斩除，不给他们片刻的喘息余地。
在阳球这种人眼中是不可能有识时务这一说的，料想这样的话他即使活着也听不进去。有人以这种不识时务为荣，对此高声礼赞，但是我却认为这无异于愚蠢。世间的正士每每败倒在恶人的脚下，何尝不是因为这种不识时务造成的？阳球不甘于曹节等继续作恶，但是他最终却不但没能改变这种局面，加剧了这种局面，他甚至还将自己的生命赔进去了，将自己翻本的机会赔进去了——这样的结果难道就是最好的结果？他在曹节的事上本来可以缓一缓的，他如果是我这样的人，缓一缓就肯定能找到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技巧。
有人曾经将我与曹公、玄德公摆在一起，跟日本战国时代的三个著名人物做了一下比较，他们认为曹公就如日本战国时期的第一枭雄织田信长，刘备就如同样出身贫寒的丰臣秀吉，而我就如同样坚忍的德川家康。如果觉得我如此说法有碍民族荣誉感的话，你不妨说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像我们也行，这不重要，甚至有很多对比也不重要，我最感兴趣的是有人为此三人所做的一个有趣的假设，这个假设每每会使我发出会心的笑。
这个假设说，如果要使一只不啼的杜鹃啼叫，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这三个人会怎么做呢？答案是：织田信长说，杜鹃不啼，强迫它啼；丰臣秀吉说，杜鹃不啼，诱劝它啼；德川家康说，杜鹃不啼，等待它啼。
织田信长性格暴烈，为人强势，所以他强迫；丰臣秀吉性格阴柔，长于谋略，所以他诱劝；德川家康性格隐忍，擅长守攻，所以他等待。我真要为这个假设和回答鼓掌叫好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与曹公与玄德公何尝不是这样的人？由这一点来看，我们双方实在是像极了。
不错，隐忍和等待是我的最大特色。德川家康曾经说过“必要的时候甚至连妻儿都可以舍弃”，他为了等待的确在织田信长的威逼之下杀死了妻儿，我不曾到他那种地步，但我认为我如果也到了那种地步的话，我可能会像他一样果决。
“必要的时候甚至连妻儿都可以舍弃”，这是多大的一种雄心和气魄，为人就当如此！
这是一门舍弃和保留的学问，你的杜鹃鸟就得由你自己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啼叫起来。我不是在教给你残忍，妻儿在我这里代表的并不是实指的妻儿，需要将妻儿舍弃掉的事你未必能够碰到，能够轻易放弃妻儿的男人也绝不是好男人，但是这句话你却必须得记住，要永远记在心里，刻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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